父亲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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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刘心武的成名作是发表于一九七七年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又创作了不少诸如《钟鼓楼》等其他好作品，但他的名字却注定要和这个短篇一起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读过《班主任》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文章算得了什么呢？确实，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这篇作品水平很一般。但是，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初次阅读时心灵上所感受到的巨大冲击，因为它捅破了蒙在“革命”表面那层华丽的包装，喊出了我们不知何时郁结于胸却又表达不出的心声。而我五十多年的阅读历史也是以《班主任》为标志，划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段。此前可以称之为“革命阅读”，此后才进入了“自我阅读”。

 

    阅读本应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但在“革命阅读”年代却并非如此。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文革”之前，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人要求你读什么不读什么，而实际上无论书店出售的还是图书馆外借的，也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刊物，只要是印成铅字的东西，都已经按照当时的标准进行了过滤，借此把人封闭在革命的语境里，全然不知道外面还有更精彩的世界。从丹柯的圣洁和江雪琴的信仰到朱老忠的浑朴和梁生宝的渴望，从保尔的坚强和雷锋的奉献到“我愿把这牢底坐穿”的浪漫……从红领巾时代起，一个颟顸的思想体系便以革命的名义，借着痴迷的阅读悄无声息地潜入我蒙昧的精神处女地，占据了我精神的初夜权，从此镌刻在脑海中，沉淀在血液里，与我的智力一同苏醒，一同成长，一同膨胀，好像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使人无法摆脱。于是稚嫩的心灵被浸入红色液汁，浑身上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每个细胞、每滴体液、每根发丝、每缕气息都渗透了红色因子，把我浸泡成了一根革命的腌菜。这种封闭的阅读切断了个人与其他异见思想的交流，任何独立的思考、任何不按革命样本复制出来的东西都被视为异端而被排斥。它以隐蔽在阅读后面的强制性和垄断性霸占了我的整个灵魂，使我在懵懂之中接受了它灌输给我的东西并误以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思想，使我在貌似自主的阅读中被革命无情地阅读着。

 

    《班主任》给人的震撼来自作品中的初三（3）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这个品行端正、感情淳朴、追求上进的好学生在“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文革”年代，毅然将被我视为革命启蒙的《牛虻》《青春之歌》之类书籍当做“毒草”和“黄书”加以拒斥，坚定地认为“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就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从这个热诚地追求崇高信仰却最终被“革命”导入愚昧境地的青少年身上，作为刚刚跋涉过“文革”泥沼的亲历者，我痛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并对谢惠敏这个形象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但是，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李顺大造屋》《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月食》《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等等大批作品潮水般涌来时，我忽然感到曾经散落在自己经验的记忆里，因为与革命信条不相符合而被我有意回避的许多真实生活的碎片，刹那间集合在了这些作品中，凝聚成一双双饱含血泪和苦难的眼睛直视着我的良知，使我无法像革命教导的那样，把它们当成生活中的支流、末节和现象而忽略掉。我突然发现，其实在潜意识里我也是谢惠敏，从精神世界的根基上来讲，我们的精神画板都被涂上了一层重重的革命底色而失去了原本的清纯和透明。我没有资格怜悯和同情她，我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而已。

 

    诗人雷抒雁在悼念张志新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中反省道：“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为什么我崇信的革命从圣洁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出发，最后却走进了国士蒙尘、精英殒命、群狼乱咬、豺狗横行的“文革”？为什么一代同龄人会从激情四溢、血脉贲张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为愚昧驯服、冥顽僵化的工具？我们是如何走过了从龙种到跳蚤的历程又究竟从何处失足？……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混沌模糊，无数疑问蜂拥而来却无法理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浩劫的狂乱将革命推向极端，把隐藏于其中的荒谬突然放大，彰显出了它的丑恶与狰狞，终于使人们冲出由谎言构筑的黑暗洞穴——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遽然发现了人类文明闪烁的浩瀚星河，从此开始了只属于自己的“自我阅读”。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坚强、自由的灵魂；而《傅雷家书》则展现了一个由中西文化熏陶出来具有高贵人格、高尚情操的人的博大精神世界。他们让人痛感到，那个扼杀独立思考精神、摧残人类文明的时代何等黑暗。

 

    ——作为经历过要以谎言来进行自我保护的人，《忏悔录》使我内心深感震动，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诚实地面对自己；同时也在巴金的《随想录》中读出了说出真话的勇气和艰难。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告诉我，所谓“浩劫”是由无数具体个人的遭遇、血泪和苦难汇成的。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使人感到，当我们还无力对荒谬的现实进行理性剖析时，只要唤醒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就能获得穿破谎言遮蔽、直接把握生活本真的有效武器。

 

    ——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竟然在一九四八年就以他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写出了我一二十年以后的“文革”感受：全能的“老大哥”、一贯正确的党、被制度无情摧残的人性……把这本书和他的《动物庄园》以及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放到一起来读，可以看出“文革”与所有极权制度在本质上的相通。

 

    ——廖以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和《今天》诗歌群的朦胧诗使我从中读出了诗人心灵世界中蕴含的哲学，带着这种感觉去读一些理性思维的书，有时又能体味到诗歌的灵动。

 

    ——当《读书》把我从形象的、情感的、含蓄的文学天地带入抽象思维的王国，便立刻感到先哲睿智们思想的锋芒能越过具象的表层生活，以洞察世事的明彻思考对社会现实进行更为直接、准确和深刻的剖析，直接道出隐藏其后的理性原因。

 

    ——当几千年的文明被当做封建糟粕进行扫荡之后，李泽厚以《美的历程》对历史进行了一次美的巡礼，使读者因美的感染而唤醒了内心久已陌生的激动，感觉到深植于心灵深处不能为任何力量所斩断和摧毁的对美感的渴望。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更是从革命的起点上析出了构成“文革”的历史病根之一，使人看到重新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

 

    ——坦白地说，《顾准文集》中关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我看不大懂。但是他在与陈敏之通信中反复强调的“终极目标是没有的” 和“中国要民主”的结论，却让我感到他戳穿了遥远的政治神话，击中了极权政治的要害。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更让人看到他是如何在集体愚昧的年代、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孤独地思考着民族最光辉的问题，这本身就使人产生灵魂上的震撼。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一个从追求道德至上走向恐怖统治，以公共意志剥夺个人存在空间和思想自由的内核。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对他的深刻剖析，使人看到了“文革”其实只是法国大革命曾经的以主观理想控制社会、改造人性的企图在中国的又一次投影，又一次失败。

 

    ——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让我认识了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阿维尔，从他们对极权制度的分析，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当然包括我自己——存在着“文革”得以滋生的精神土壤；不仅仅是“文革”使我们丢失了“自我”，也因为有无数丢失了“自我”的我们才使“文革”得以滋生。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让我知道，尊严、自由、平等……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而不是来源于君王、领袖、政党、制度……的恩赐；国家、法律、军队、权力的任务就是维护人的自由发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文革”才能彻底绝迹。

 

    ……

 

    现在回头检视三十年“自我阅读”的路程，可以明显看出“文革”在我内心留下的深刻烙印。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还是艺术、法律、政治……不管哪个领域，凡涉及到“文革”的作品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导引我的选择，诱发我的思考。在阅读中被我认同、汲取和吸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角度，几乎都是在潜意识里同“文革”的现实和理念进行比较之后才确定了它们的生命力和真理性的。这种以“文革”影响为参照系的阅读也许已经溢出了作品本身的原意，但却给我带来了启发性的收获，无意中我已经把昔日被灌输的“文革”理念变成了检验当下阅读内容真理性的负标准，把否定昨天的蒙昧变成了今日思想前行的助力。虽然在理性上我已经抛弃、背离了昨天的观点，但在寻找新的思想基点时却依然将它作为负面路标继续使用着。可以说，我是攀着“文革”留在脑海里的凸凹才得以在思想的岩壁向上攀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逃脱它的阴影，理性的认知并不代表对灵魂淘洗的完成，陈旧思想理念的根须从历史与现实结合处的缝隙中衍生出来，延伸到心灵的土壤之中无处不在。

 

    我不可能在脑海中储存阅读的全部内容或吸收它们所有的精华，却可以看到眼前不断打开的新天地，视野中不断呈现的新世界，随着一片片天地一个个世界的不断延伸，思想的地平线逐渐远去，遥远的世界拥到眼前，逝去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生慢慢显露出新的面貌，催生出新的理解。我看到群山般屹立的巨人，感受到星空般浩瀚的人类文明，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科学……从历史深处涌来的书籍载着千年文明列成层峦叠嶂的群山、绵延远去的森林。自主阅读的心境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静静的书页里鼓动着作者的风帆，回荡着读者的心潮；睿智的言说令人瞬间开朗，厚重的思想引人层层深入……阅读似水，思考如流，冲撞着思想的铁栏，淘洗着异化的灵魂，那个貌似完备、严谨、系统、能够覆盖一切的“革命”在人类文明洪流的冲刷下被证伪、被解构、被褪去了绝对真理的假面，恢复了本色的面目，匍匐在 “神主”座下的驯服工具和精神奴隶从此消失……

 

    这时我发现，阅读的全部意义已经不仅在于冲开“文革”的思想束缚，挣脱昔日的精神桎梏，更在于开创一个以个性思维营建的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于寻回一个活力充盈、不可复制的第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于诞生一个不断自我否定又自我更新的精神之我。我想说，中国进步的标志不应仅限于一连串炫目的经济数字，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思想的成熟程度，是每个具体个人的自由发展状况，也是亿万读者所能开列出的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