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文字

鲁迅先生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那么有没有不问聆听的歌唱，不问读者的运笔和不问观赏的舞者呢？其实那寒凝大地时苏醒的绿色胚芽与万籁俱寂之中的扣舷独啸，所唱出的或许正是觉悟者奉献给寂寞寻找的动人心声。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曾有过一段自认为很充实的精神生活。从心智初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浸淫在革Ming思想体系中的胎儿，呼吸着红色的空气，吸吮着英雄主义的乳汁。在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里，“领Xiu”就是“迷信”，“共chan主义”就是“宗教”，“原则”就是“服从”，“阶级斗争”就是“六亲不认”，“地主”就是“剥削”，“个人权益”就是“自私”……我们不敬天地，不信神佛，践踏过去，蔑视传统；我们坚信“革Ming”是救世的绝对真理，解放天下受苦人是我们的使命，渴望着挥洒青春热血，扫除一切障碍，去建设完美的人间天堂。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按照生命的本能自由生长，而是像金鱼为了妖媚而变异、盆景为了观赏而扭曲一样，为了革命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只知斗争绝不妥协、只有坚强没有温情、充满仇恨不会怜悯的战士，铸成一颗披着革命铠甲的坚果。然而荒谬的理论尽管貌似威严也无法规范残酷的现实，当红色圣经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一一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困境中的主流社会不得不颠覆了自己手造的思想王国，戳破了一个谎言构建的神话。于是，一代人的思想源流突然断裂，精神世界无所归依，瞬间出现了令人茫然无措的空白，当我徜徉在自己的精神废墟之间一一检视那些“继续革Ming”“斗私批修”“五七道路”“上山下乡”“开门办学”“三大革Ming”之类的残片时，发现它们在严酷的生活本真面前几乎变得一无价值，其中唯一值得宝贵的只剩下我们的一腔忠诚与奉献精神。那一刹那我突然醒悟，主流社会虚构这座精神圣殿的用意或许就在于攫取我们的迷信与盲从吧！

昔日精神世界的崩塌，使得对生活意义的重新寻找成为生存的一种宿命。1979年的舒婷在《也许？》一诗中写道：“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她道出了那个年代草根小民在挣脱精神牢笼过程中那种茫然的迷失、朦胧的觉醒和寂寞的寻找，也录下了一代人难忘的心灵感受。

我很感谢主流社会为寻找脱离困境之路而发起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堤坝上打开了一个否定“文革”的缺口，涌出的却是一片人类文明的汪洋。也是在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发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呐喊，由此引发了创作、译作和图书出版两个大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律、政治……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唯美主义……终于可以放开读书了，多少人都像扑向自己的另一半似的冲进书籍的海洋，面对那些解渴的、切近的、引人的、启发的、解惑的书籍，使人感到昔日的禁果竟是如此甘甜。

——《重放的鲜花》以及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传达出冰河解冻的早春气息，也使文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驱。尽管它们只是展现了生活本身被遮蔽的真相而无法解释其背后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使人看到了久违的独立思考；

——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再现了一个处于专制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人，以守住生命作为进行抗争和维护尊严的最后努力，从中透视出了极权政治的黑暗；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所记载的现实苦难更是我们整个民族永远不能忽略的残酷历程；

——在充分体验集quan专zhi苦难的同时，惠特曼《草叶集》中所彰显的自由、民主、博爱和独立精神便使人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神轻飏之感；此时再看到《九三年》中的雨果让战场上敌对双方从内心涌出人性的呼喊，道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心声，就感到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

——昔日的上山下乡经历使我一直关注“知青”题材的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没有拘泥于同类作品的迷惘、愤慨与怨恨，而是更偏重于表现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意，闪动着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光辉。他使我领悟，那段经历只是我们全民族苦难的一部分，作为具体承受的个体，没有必要把它作为终生忿忿不平的资本，而更应从中汲取丰富自己的养分；

——我是读过吴国盛的《现代化的忧思》之后才又去读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和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的。他们将目光越过人类自己的纷扰，从我们只是自然之子的角度看到，当人类树立起征服地球的自信之后，在疯狂的开发攫取面前大地诗意的感性光辉已经开始熄灭，而人类的冬天正在逼近；

——对于我来讲，《顾准文集》给人的启发不仅仅在于他论证的观点，更因为在那样一个集体愚昧的年代，居然有人能冲破思想牢笼展开自由的思想，这本身就无比震撼人心；

——李泽厚的“思想史三论”使我感觉到思想理论对于历史和生活的深度把握，懂得了缺乏思想根基的文学创作底气不足、行之不远的原因；而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则让人感到了作者在独辟蹊径的探索中，以自己独有的角度去切入、解析、回答一系列社会问题时，也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观框架；

——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让我看到一颗独立而自由的心和一种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感受，伴随着独创思想的总是难于被理解的孤独，而尼采就在这孤独之上建立起了“自我”；

……

虽然因为没有导师的指引和缺乏系统的基础知识而只能凭借原始感知的本能去囫囵吞枣、望文生义、东一头西一头地撞上一本读一本，但是面临被昔日视为异端学说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角度，内心仍然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无论是曾经熠熠闪光的经典还是注定要迅速消失的新作，对于那时的我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蒙。当然，这种漫无边际的随性阅读无法使我形成一个对世界完整而系统的总体把握，难以找到一个替代我们经过试错而被证伪的世界观，但是却使我从中汲取到了崭新的精神要素，找到了作者们承载生活意义的共同立足点。那就在世界与人生面前要真诚面对自己的灵魂，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语言道出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理解。他们引导我第一次从“我”的立场、 “我”的视点来认识、观察、思考和选择，使我从裹挟于群体思维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个体思维，从而渐渐地发现自我，创造自我，找回自我。

读书的愉悦不一定来自经典，而是来自恰当的时机碰上了一本恰当的书，它能准确击中我心中的纠结，烛照我的盲点，洞穿我的疑惑，犹如面对一位高出半步的良友，亲和而切近地倾听着他的心灵之歌。在与它的激情碰撞下，我的脑海中会不断有蹿动的联想被引发，原始的感悟被催生，强烈的直觉在闪现……于是，抓起笔来写点什么的欲望就出现了。那点瞬间的领悟和朦胧的感觉好像播进土里的种子，本能地吸吮着脑海中曾经有过、与此相关的所有感知、记忆和思绪……把那些零星的碎片和丝丝缕缕都吸引过来，循着树根走向叶脉，供它一点点地咀嚼、消化、吸收、滋养……这时种子本身的先天不足自会逼迫人去搜寻更多的营养来补充它喂养它，于是有目的的阅读、思考、揣摩、发掘会带动我从模糊的感觉中步步前行，开始进入一种思想形成的过程。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正在构建的文字是我自己的精神领地，我自己的独立世界，在这里进行着他人无法置喙的新生与再造。此时的精神世界产房里，坚果开裂，新芽萌动，混沌初开，赋气流形，情感纠结理性，善恶缠绕是非，思想灌输的牢笼被冲决，先天胎教的枷锁被打碎，思维探究人性的本真，灵感撩拨自由的心弦，阵痛中回荡着诗意的幻想与创造的灵动，新生里交织着收获的惊喜与反叛的快意，氤氲朦胧，灵犀相通，摇曳多姿，如烟如梦……这是阅读引发的运笔，也是运笔深化了的阅读，在这两者互动之中诞生的文字记录了一次洞穿灵魂、激活生命，升华内心的过程，谱出了一曲由落叶，由萌芽，由年轮和诗交响而成的心声，一场庄严洗礼的心声。

此时，又想起了舒婷的诗：“我表达了自己/我获得了生命”（《馈赠》）。

我看过的西方电影不多，却感觉有些作品常有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表现出对地球的探索、对世界的关心、对人类的追问，感到编导们突破了现实生活的小圈子，选取了一个俯视众生的大视角，审视着这个星球的过去和未来，不断引发观众对自己的生活做终极性思考，给人带来一种哲理性的美感。《楚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部让我看过之后心中为之一动，并引发长时间联想与思考的电影。

　在影片中“楚门的世界”是一档电视节目，它全天24小时向全世界即时直播，已经整整持续了30年。节目实况播出了主人公楚门从出生、学步、入学到恋爱、成家、工作……的每分每秒，作为唯一的真人生活实录，这档节目吸引了全球无数观众的关注，每年创下将近一个小国产值的盈利。然而楚门本人并不知情，他只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整洁美丽的海岛城市，妻子漂亮温柔，亲友体贴知心，工作称心如意，过着舒适而平静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不知道其实自己只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目力所及的岛城街市、海天风光不过是个无比巨大的摄影棚，他的父母、妻子、亲友以及海岛上的所有居民不过是导演安排的演员，他出生以来的所有喜怒哀乐、生活经历不过是众多演员围绕他、引导他演出的剧情，他本人则无时无刻不暴露在5000多部摄像机和数以亿计观众的注视之下……他只是感到自己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俗话说一句谎言需要一千句谎言去圆，这个围绕楚门长达30年的巨大骗局无法不露出蛛丝马迹，当越来越多的破绽使楚门感到无法再相信任何人的时候，他决定躲开所有的眼睛逃出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在一个深夜，导演突然发现楚门不见了，延续30年的电视节目被迫停播，全岛的演职员被动员起来搜寻他们的主角。此后，影片进入了最精彩的结尾部分。为了尽快找到楚门，导演在控制室下达了骇人听闻的指令：“准备日出！”——它突破了我对这个虚假世界的想象极限，竟然连太阳、月亮、海潮、风浪也是假的——当深夜的太阳突然跃出地平线照亮了天地苍穹时，弥天大谎顿时穿帮，作为楚门生命之根的故乡立即在心中化为乌有，从此他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71年的那个初冬，听到被我视为革命天神的林彪驾机叛逃的消息时大脑闪过的一片空白。刹那间，我与楚门的感受相通了。

刘瑜女士在她的博文《民意与伪民意》中说：“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 是的，在那个年代，当红卫兵小将冲向社会奉旨造反时不知道自己只是领袖权谋机变中的一杆枪；当千万知识青年满怀改天换地的豪情走向农村时不知道自己只是当局解决社会就业难题的牺牲品；当一个大脑代替全国几亿个大脑进行思考时我们不懂得独立精神的可贵，当张志新、遇罗克倒在血泊中时我们不懂得思想自由是人类前进的原动力；当我们被“忠诚”与“服从”锻造成革命生产线出品的驯服工具时更不懂得自由与平等是人类天赋的权利……那时，伟大领袖以垄断所有信息渠道的方式遮蔽了人类社会其它文明成果的璀璨星光，使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折射出单一的血红，从而在我们心中植入了一个远大的乌托邦理想，为我们设计和营造出一个充满革*豪情的世界，使我们感到生活在一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代，他俨然一名高超的导演，把中国排演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楚门的世界”，使他治下的几亿臣民都自以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的结局是，导演终于发现了驾着游艇驶向海平线的楚门，于是在他的指令下，狂风、暴雨、闪电、巨浪一起向楚门袭来。楚门拼死搏斗，几死几生，他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对着苍穹高喊：“你还有什么法宝？你想阻挡我，只有杀了我！”游艇终于撞破摄影棚的墙壁，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时，导演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对楚门做最后的挽留：“外面的世界，跟我给你的世界一样虚假，有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但在我的世界，你什么也不用怕。”楚门则洋溢着满脸嘲讽的欢乐，用每个观众都熟悉的“台词”回答道：“假如再碰不见你，祝你早、午、晚都安！”随后毅然跨入真实的世界，全球观众为之欢腾。这个场面很容易使人想到我们也曾历过的一次历史性告别，几亿人民毅然背弃了堂皇名义下的荒谬时代，把那个一人**、万民匍匐的谎言世界抛进昨天的废墟，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但是，我又不禁追问自己，如果当时我们深陷其中的不是那个诸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实，而是过着楚门那样富足安康、其乐融融的虚假生活，我们还能像他那样舍弃一切，走向未知的真实吗？

在影片中，导演曾自负地对楚门说：“我是创造者！”他以为，正是因为他为楚门精心安排了一个完美的世界，给了他衣食无忧、逍遥快乐的生活，为他营造出了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就有权操控楚门的生活，主宰他的命运，而对方只能卑微驯服地做他豢养的宠物。但是，他忽略了楚门是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人是天地之精华的化身，是时空之灵气的凝聚，而自由是人类天赋的渴望，是生命万物的元气，形之于云则如烟如梦、恣意翻卷，形之于水则漫漫涣涣、姿态万千，形之于树木则枝叶舒展、生气蓬勃，君不见天空迁徙的雁阵每片羽毛都闪动着自由的光辉，只有自由才能使生命流光溢彩，魅力四射。如果你想坚守自我，维护尊严，实现价值，探求意义，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无需什么长篇大论、演绎推导，只要凭着原始的直觉，就会把一切努力都追根朔源地归结到对自由的追求上来。虽然导演能为楚门规划安逸的生活、美丽的妻子、舒适的工作，但那种在惊心动魄的拼搏中被验证的自身价值，在智慧与灵感的孕育中爆发的创造力，在两颗心灵的撞击中体验到的爱情火花……那种释放出潜藏于生命深处的原创力去与天地交融与时空共舞才能获得的真正幸福，能够来自导演的规划与恩赐吗？所以楚门不能容忍自己作为一个被豢养的宠物、供观察的标本、被繁衍的物种而苟活，他的出走是一种坚持“人”的存在意义的反抗，他的出走标志着一个自在的生命从此成长为一个自为的“人”。影片最后，当无数电视观众看到楚门战胜导演走向真实的时候，都发出了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动，是人性光辉的一刻，因为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由此使我想到，就像恶劣的天气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一样，富足的生活并不能延缓精神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成熟。如果认为只要满足了民众的衣食住行就可以钳制人的思想，泯灭人的个性，践踏人的尊严，收买人的追求，那么这样的统治者是愚蠢的。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出版已经整整十年了。记得初读此书时曾深为知识分子池大为被生活逼迫而放弃精神追求的经历所震撼，当时的感觉正如评论家雷达先生的点评所言：“《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原书封底）。十年过去了，当初隐藏在贪fu hei幕之后的种种“天机”已经公然横行于世，公众良知正处于被蚕食摧毁之中，突破了道德底线的社会在整体急速滑坠，以致有的网友甚至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惊心呐喊。此时重读这部小说，好像窥到了这十年来社会蜕变的源起，使人再次感受到它深远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

十年后的这次阅读，引起我更多关注的是另一个重要人物——马厅长，感觉在他身上熔铸了现实生活中掌权者的种种特点。首先，这是一个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标准官员。在工作上他要求起点高，“不能只在省里跟别人比，要到全国去比” （第347页），在经济上对自己要求严，“要发大财也发了，一口气的事”但是“他忍得住”（第303页），在业务上他肯钻肯学取得了国家级成果，可以说是个有学识、有才干、不贪渎、不腐化的领导干部。其次，他缺乏信仰。作为一方天地的主宰，他既没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也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政治前辈传承几十年的思想资源到他这一代已经消耗殆尽，“平时说的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反复强调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第194页）“宣传的时候讲道理，操作起来讲功利，会上讲道理，会后讲功利”（第281页），他的精神世界几乎是一片荒漠。再次，他牢牢把持着卫生厅的一切权力，时刻警惕着敢于冒犯自己的动向，不仅对联名上告者施以狠手无情报复，就连出于公心的提意见者也被当成威胁自己的苗头而给予坚决打击。最后，他还垄断了卫生厅的一切利益资源，“大人物那里有位子有房子有自尊有钱有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一切”（第272页），以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作为挟制属下臣民的砝码。总之，在整部作品中他就是权力的代表，是利益的象征，他主宰着风云流向，左右着小民命运，是人格化了的权中之权、资源之源。

马厅长与池大为的二人博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主线，其间池大为经历了两次命运的转折，每一次都是马厅长主导和操纵的结果。第一次发生在他毕业后进入卫生厅不久，当时作为“文 ge”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池大为继承了右派父亲遗留给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带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理想踏入社会，“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的……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第9页）。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应该是黑白清晰、善恶分明的，他以一己的善恶之心判断是非，以简单的生活逻辑审视一切。然而他慢慢发现，身边的世界根本不是他所理解的那个样子，现实中总是那些察言观色逢迎拍马的小人受到重用，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人无人同情，铺张浪费大行其道，弄虚作假习以为常……当他听信了马厅长“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第71页）的官腔，针对这些现象提出批评时，却遭到了同事的群起谴责和马厅长的严厉痛斥，从此他这个领导内定的“培养对象”被打入冷宫，不但心仪的恋人离他而去，自己也只能过着三代人蜗居一室、妻子住院没有钱、孩子长大不能入托、儿子烫伤无能救治 ……的日子，使堂堂五尺男儿陷入了无法为人夫为人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一向以追求人生意义自诩的池大为这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已经被降低到人生的最低底线——谋生存，原来认为比生活更重要的尊严、正义、真理、价值……都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马厅长一手制造的生存恐惧面前，他被迫在理性层面重新审视自己的追求，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他不得不承认“生存是硬道理，是归宿，是一切” （第175页），“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 （第204页），“让一千一万个人不高兴那不要紧……可千万不能让领导有一点不高兴啊，他不高兴，我的一切在一瞬间都完了”（第338页）。只有在这时，他才接受了马厅长治下的一条基本游戏规则：“要站在掌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个人姓张三李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了实权”（第81页），终于走上了出卖同事投靠权力的不归之路。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马厅长作为卫生厅这个封闭、僵化、滞重的专制王国的最高统驭者，无法容忍像池大为这种坚守心灵自由、维护自身权利、追求人人平等、浑身上下洋溢着创造活力的个性存在，因为这种带有普世价值内涵的思想倾向本身就是对他专制权力的天然威胁。而马厅长的对策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以他手中掌握的诸如工作安排、职务升迁、住房分配、工作调动、论文评奖、职称评定等等关乎小民生存的权力为要挟，剥夺了对手的心灵自由，摧毁其内在自尊，泯灭其创造冲动，把他蜕化成思想上的植物人，从而完成了对于一个独立的“人”的全面消解，逼迫他在强大的生存恐惧威慑中匍匐于自己的座下，成为权力豢养的宠物。然而这个转变对于池大为来说却无异于走过了一条充满艰难痛楚的自我阉割之路，因为他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由父辈传承下来、渗透着传统道德精髓的血液，坚持真理、匡扶正义、心忧天下、民重君轻、仗义执言、宁折不弯、痛恨贪污腐败、鄙视奴颜媚骨……这些始终伴随他、打动他、征服他、穿透他的精神力量已经融入了灵魂而无法分离。因此，他对现实的认识越深刻，内心的煎熬就越痛苦，人格的摧残和良知的拷问使他无法安放自己的心灵，只能强制自己去压抑自由的向往，湮灭平等的渴望，摧毁正义的萌芽，使这一切化为无声的哀嚎在灵魂深处绝望地辗转挣扎……作品在池大为决心卖身投靠马厅长时有一段令人惊悚的描写：“忽然，鬼使神差地，我身子往前一窜，双手就撑在地上了。我四肢着地爬了几步，昂着头把牙齿龇了出来磕得直响，又把舌头伸出来垂着，在心里‘汪汪’地叫了几声。”（304页）在这里使读者看到了知识分子被迫扯断自己的精神脐带时所呈现出的那种惊心动魄的艰难，看到他内心深处苦苦坚守的精神圣殿在瞬间崩塌只剩下一片绝望的废墟时那种凌迟寸断的痛苦，给读者留下无法磨灭的心灵震撼。如果说池大为的第一次命运转折是为了坚守信念而迈上一条生活的荆棘之路，那么第二次转折便是为了谋取现实利益而选择了精神的死亡。

什么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以为就是为天地所固有又隐藏于每人生命深处的改造世界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太阳发光，使地球转动，使人类沿着进化的阶梯一步步攀援到今天，创造出了无数奇迹。这种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身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泯灭了人的个性、限制了人的自由也就无异于束缚了人的创造力，束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君不见争得了耕种自由的小岗村民闯出了亿万农民的温饱之路；获得了谋生自由的中国民众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有了“单飞”自由的李娜登上了大满贯的巅峰；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中国大学六十年培养不出一个大师……自由是生命的元气，是人类的本质，自由的言说、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心境既是创造美好世界的前提也是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有自由的空间才能展示生命美丽的律动。虽然历史行进中的某个时段、某个细部总是被当时强势者的意志所左右，但是其流向的总体趋势却是循着自己不容更改的方向前行的。当马厅长凭借专制权力以剥夺池大为们的自由向往，消解他们特立独行的个性，扼杀他们生机勃勃的活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维系天下的稳定时，似乎历史在依照他的愿望前行，但是池大为们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尊严、正义、真理、价值……却属于人类数千年精神积累的成果，是人类精神领域中无法湮灭的物质，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渗透、滋润着这个世界，催动着专 zhi土壤里萌生的新芽，待到成熟的季节来临，那颗饱满的果实必定要落下来。

2011.6

 作家刘心武的成名作是发表于一九七七年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又创作了不少诸如《钟鼓楼》等其他好作品，但他的名字却注定要和这个短篇一起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读过《班主任》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文章算得了什么呢？确实，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这篇作品水平很一般。但是，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初次阅读时心灵上所感受到的巨大冲击，因为它捅破了蒙在“革命”表面那层华丽的包装，喊出了我们不知何时郁结于胸却又表达不出的心声。而我五十多年的阅读历史也是以《班主任》为标志，划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段。此前可以称之为“革命阅读”，此后才进入了“自我阅读”。

    阅读本应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但在“革命阅读”年代却并非如此。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文革”之前，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人要求你读什么不读什么，而实际上无论书店出售的还是图书馆外借的，也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刊物，只要是印成铅字的东西，都已经按照当时的标准进行了过滤，借此把人封闭在革命的语境里，全然不知道外面还有更精彩的世界。从丹柯的圣洁和江雪琴的信仰到朱老忠的浑朴和梁生宝的渴望，从保尔的坚强和雷锋的奉献到“我愿把这牢底坐穿”的浪漫……从红领巾时代起，一个颟顸的思想体系便以革命的名义，借着痴迷的阅读悄无声息地潜入我蒙昧的精神处女地，占据了我精神的初夜权，从此镌刻在脑海中，沉淀在血液里，与我的智力一同苏醒，一同成长，一同膨胀，好像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使人无法摆脱。于是稚嫩的心灵被浸入红色液汁，浑身上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每个细胞、每滴体液、每根发丝、每缕气息都渗透了红色因子，把我浸泡成了一根革命的腌菜。这种封闭的阅读切断了个人与其他异见思想的交流，任何独立的思考、任何不按革命样本复制出来的东西都被视为异端而被排斥。它以隐蔽在阅读后面的强制性和垄断性霸占了我的整个灵魂，使我在懵懂之中接受了它灌输给我的东西并误以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思想，使我在貌似自主的阅读中被革命无情地阅读着。

    《班主任》给人的震撼来自作品中的初三（3）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这个品行端正、感情淳朴、追求上进的好学生在“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文革”年代，毅然将被我视为革命启蒙的《牛虻》《青春之歌》之类书籍当做“毒草”和“黄书”加以拒斥，坚定地认为“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就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从这个热诚地追求崇高信仰却最终被“革命”导入愚昧境地的青少年身上，作为刚刚跋涉过“文革”泥沼的亲历者，我痛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并对谢惠敏这个形象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但是，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李顺大造屋》《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月食》《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等等大批作品潮水般涌来时，我忽然感到曾经散落在自己经验的记忆里，因为与革命信条不相符合而被我有意回避的许多真实生活的碎片，刹那间集合在了这些作品中，凝聚成一双双饱含血泪和苦难的眼睛直视着我的良知，使我无法像革命教导的那样，把它们当成生活中的支流、末节和现象而忽略掉。我突然发现，其实在潜意识里我也是谢惠敏，从精神世界的根基上来讲，我们的精神画板都被涂上了一层重重的革命底色而失去了原本的清纯和透明。我没有资格怜悯和同情她，我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而已。

    诗人雷抒雁在悼念张志新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中反省道：“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为什么我崇信的革命从圣洁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出发，最后却走进了国士蒙尘、精英殒命、群狼乱咬、豺狗横行的“文革”？为什么一代同龄人会从激情四溢、血脉贲张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为愚昧驯服、冥顽僵化的工具？我们是如何走过了从龙种到跳蚤的历程又究竟从何处失足？……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混沌模糊，无数疑问蜂拥而来却无法理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浩劫的狂乱将革命推向极端，把隐藏于其中的荒谬突然放大，彰显出了它的丑恶与狰狞，终于使人们冲出由谎言构筑的黑暗洞穴——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遽然发现了人类文明闪烁的浩瀚星河，从此开始了只属于自己的“自我阅读”。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坚强、自由的灵魂；而《傅雷家书》则展现了一个由中西文化熏陶出来具有高贵人格、高尚情操的人的博大精神世界。他们让人痛感到，那个扼杀独立思考精神、摧残人类文明的时代何等黑暗。

    ——作为经历过要以谎言来进行自我保护的人，《忏悔录》使我内心深感震动，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诚实地面对自己；同时也在巴金的《随想录》中读出了说出真话的勇气和艰难。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告诉我，所谓“浩劫”是由无数具体个人的遭遇、血泪和苦难汇成的。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使人感到，当我们还无力对荒谬的现实进行理性剖析时，只要唤醒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就能获得穿破谎言遮蔽、直接把握生活本真的有效武器。

    ——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竟然在一九四八年就以他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写出了我一二十年以后的“文革”感受：全能的“老大哥”、一贯正确的党、被制度无情摧残的人性……把这本书和他的《动物庄园》以及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放到一起来读，可以看出“文革”与所有极权制度在本质上的相通。

    ——廖以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和《今天》诗歌群的朦胧诗使我从中读出了诗人心灵世界中蕴含的哲学，带着这种感觉去读一些理性思维的书，有时又能体味到诗歌的灵动。

    ——当《读书》把我从形象的、情感的、含蓄的文学天地带入抽象思维的王国，便立刻感到先哲睿智们思想的锋芒能越过具象的表层生活，以洞察世事的明彻思考对社会现实进行更为直接、准确和深刻的剖析，直接道出隐藏其后的理性原因。

    ——当几千年的文明被当做封建糟粕进行扫荡之后，李泽厚以《美的历程》对历史进行了一次美的巡礼，使读者因美的感染而唤醒了内心久已陌生的激动，感觉到深植于心灵深处不能为任何力量所斩断和摧毁的对美感的渴望。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更是从革命的起点上析出了构成“文革”的历史病根之一，使人看到重新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

    ——坦白地说，《顾准文集》中关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我看不大懂。但是他在与陈敏之通信中反复强调的“终极目标是没有的” 和“中国要民主”的结论，却让我感到他戳穿了遥远的政治神话，击中了极权政治的要害。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更让人看到他是如何在集体愚昧的年代、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孤独地思考着民族最光辉的问题，这本身就使人产生灵魂上的震撼。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一个从追求道德至上走向恐怖统治，以公共意志剥夺个人存在空间和思想自由的内核。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对他的深刻剖析，使人看到了“文革”其实只是法国大革命曾经的以主观理想控制社会、改造人性的企图在中国的又一次投影，又一次失败。

    ——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让我认识了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阿维尔，从他们对极权制度的分析，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当然包括我自己——存在着“文革”得以滋生的精神土壤；不仅仅是“文革”使我们丢失了“自我”，也因为有无数丢失了“自我”的我们才使“文革”得以滋生。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让我知道，尊严、自由、平等……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而不是来源于君王、领袖、政党、制度……的恩赐；国家、法律、军队、权力的任务就是维护人的自由发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文革”才能彻底绝迹。

    ……

    现在回头检视三十年“自我阅读”的路程，可以明显看出“文革”在我内心留下的深刻烙印。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还是艺术、法律、政治……不管哪个领域，凡涉及到“文革”的作品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导引我的选择，诱发我的思考。在阅读中被我认同、汲取和吸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角度，几乎都是在潜意识里同“文革”的现实和理念进行比较之后才确定了它们的生命力和真理性的。这种以“文革”影响为参照系的阅读也许已经溢出了作品本身的原意，但却给我带来了启发性的收获，无意中我已经把昔日被灌输的“文革”理念变成了检验当下阅读内容真理性的负标准，把否定昨天的蒙昧变成了今日思想前行的助力。虽然在理性上我已经抛弃、背离了昨天的观点，但在寻找新的思想基点时却依然将它作为负面路标继续使用着。可以说，我是攀着“文革”留在脑海里的凸凹才得以在思想的岩壁向上攀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逃脱它的阴影，理性的认知并不代表对灵魂淘洗的完成，陈旧思想理念的根须从历史与现实结合处的缝隙中衍生出来，延伸到心灵的土壤之中无处不在。

    我不可能在脑海中储存阅读的全部内容或吸收它们所有的精华，却可以看到眼前不断打开的新天地，视野中不断呈现的新世界，随着一片片天地一个个世界的不断延伸，思想的地平线逐渐远去，遥远的世界拥到眼前，逝去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生慢慢显露出新的面貌，催生出新的理解。我看到群山般屹立的巨人，感受到星空般浩瀚的人类文明，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科学……从历史深处涌来的书籍载着千年文明列成层峦叠嶂的群山、绵延远去的森林。自主阅读的心境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静静的书页里鼓动着作者的风帆，回荡着读者的心潮；睿智的言说令人瞬间开朗，厚重的思想引人层层深入……阅读似水，思考如流，冲撞着思想的铁栏，淘洗着异化的灵魂，那个貌似完备、严谨、系统、能够覆盖一切的“革命”在人类文明洪流的冲刷下被证伪、被解构、被褪去了绝对真理的假面，恢复了本色的面目，匍匐在 “神主”座下的驯服工具和精神奴隶从此消失……

    这时我发现，阅读的全部意义已经不仅在于冲开“文革”的思想束缚，挣脱昔日的精神桎梏，更在于开创一个以个性思维营建的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于寻回一个活力充盈、不可复制的第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于诞生一个不断自我否定又自我更新的精神之我。我想说，中国进步的标志不应仅限于一连串炫目的经济数字，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思想的成熟程度，是每个具体个人的自由发展状况，也是亿万读者所能开列出的书单。 

   时间过得真快，距离“文×大×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因为时间的荡涤冲刷，那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用不了多久，那个吞噬了无数灵魂，荒废了无数青春，制造了无数灾难，曾经豺狗横行群狼乱咬的疯狂混乱岁月就要从活的记忆里了无痕迹地逝去，而只存在于历史的案卷中了。当然，也曾有亲历者用蘸着血泪的语言留下摧心的实录，更有研究者以冷峻的史笔剖析着难得的历史病灶，然而在主流话语的刻意经营下，在步履匆匆人心躁动的生活里，这些文字又能引起多少注意呢？看来对于“文-X-革”的失忆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厄运了。就在这时读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这部作品问世于一九四八年，由于后来发生和披露的历史几乎一一印证了它所描写的极quan主义恐怖现象而被誉为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之作。作品通过一个追求独立意识的人如何在强权的种种迫害下被改造成一个甘心充当驯服工具的可怕过程，展示了一个高度集quan、高度统一，由国家垄断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在这里，全民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是全能的，党是一贯正确的；所有社会成员不能有个人的亲情、爱情、感情，只能有对党的热爱之情和对敌人的仇恨之情；历史仅仅是为验证“党一贯正确”的无数事例的串连；每个人的思想、意志、行为必须服从党的需要，成为党的武器和工具……在这里，领袖的意志渗透进了生活的每根神经末梢；“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个动作…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第4页）；“人一辈子就在扮演一个角色，意识到哪怕暂时的停止不演这种角色也是危险的”（第155页）；“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第226页）；党的“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第242页）……当你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沉浸其中时，会发现自己在作品的引领下唤醒了深藏的记忆，诸如个人迷信、红卫兵狂热、早请示晚汇报、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思想改造、清理阶级队伍、天天读、批斗会……之类充满“文革”气息的恐怖感受穿越时空扑面而来，使人重新陷入已经逝去的历史漩涡中，再次真实贴切地感受了那个充满集体性恐惧的时代。我很惊讶，一个毫无极权国家生活经历的西方作者竟然在英国的一九四八年写出了中国人一二十年以后的感受，使人不能不感佩他超人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然而，大概同样是由于作者缺乏实际的感性的生活体验，作品中极权制度使用的种种控制手段更多地让读者感到是由统治者强加给社会的一种外在的有形的恐怖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清醒、排斥和反抗，那种外表的顺从只是对内心反抗和不屈的一种掩饰，类似于亡国者对侵略者的沉默反抗，而看不到极权统治与社会之间先天的无形的联系，看不到统治者深扎于民众土壤中的精神根系，看不到它们能够产生并为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深层原因。当然，因为历史渊源和各种因素的差异，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不同民族应该各有自己不同的原因。

    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人类都会经历一个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时期，伴随而来的是“人”的自我觉醒、自我发现，在西方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则是一九一九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随着千年皇权政治体制的覆灭，随着西方文化潮水般涌进和以封建纲常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意识的迅速崩溃，一代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心灵深处向匍匐在封建专制威灵下的芸芸众生发出了人的呐喊，唤起人们去争取自由、平等、独立、民主的权利，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维护自己的尊严，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争取心灵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呐喊声中，千年古国的广袤土地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意识的涌动和个性解放意识的张扬。然而，那又是一个人民在贫穷、战乱、落后的苦海中辗转煎熬的年代；是丧权辱国条约接踵而来，割地赔款打击联袂而至，国门被踢开，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尊严被蹂躏的年代；也是无数英雄先驱长刀雪耻，前仆后继，扼腕长啸，饮恨沙场的年代。经过近百年挣扎奋战仍未能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有拼尽每个人的每一滴血才能争得民族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清醒的先觉者不可能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民族整体的命运对立起来，必须首先投入到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中去。这是一场铁血相搏的决斗，惨烈绝伦的较量，决死决胜的拼杀。在这里，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目标至高无上；所有一切都要遵循它的铁律，纳入它的逻辑，满足它的需要；亿万斯民都必须按照它的要求去树立权威、唤起民众、组织队伍、改造自己，绝不允许歧途左道，否则就要遭受失败的命运。在这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历史洪流面前，任何人都被要求为了民族的独立而牺牲人格独立，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付出个人自由，为了统一的意志而放弃自己的思想；要毫不犹豫地做到个人服从组织，自由服从纪律，个性服从党性。知识分子群体在不畏牺牲、出生入死的工农战士面前更被要求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并和工农相结合，要在揭发批判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等私心杂念的同时也把对个人权利、个性自由、人人平等、独立自尊的追求当作资产阶级的货色一起彻底清算掉。每个人都要重新磨练净化自己的灵魂，在征服敌人的同时首先要湮灭个性，学会服从，牺牲自我，征服自身。总之，要重塑一个不再属于原来意义上的自己。

    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文明建设才是更为基本和长期的主旋律，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而革命、阶级、斗争等社会形态都只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一旦告别战争进入和平时期，执政者的任务就是调动全民的智慧、见解、学识、灵感，充分发掘创造的潜力，催生才智的萌芽，释放生命的能量，共同建设美好的生活。而这些只有在一个尊重个体权益，承认个人自由、独立、平等权利，充分发挥个体创造性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但是，我们的民族已经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中跋涉了几代人的漫漫长途，历史的巨大惯性使人无法立即从昔日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那些渗透进每个战士情感深处、用无数生命鲜血熔铸的成功经验已经凝固成不可冒犯的真理、原则和宗教被理所当然地传承下来。它使人坚信，只要按照领袖的教导继续“把阶级斗争当成一门主课”，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就会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于是，对主义的信仰，对领袖的迷信，对党的服从，对事业的献身，对革命的忠诚，对暴力的推崇，对敌人的仇恨……便挟着横扫千军的霸气和粪土王侯的骄横控制了每个人的心灵，主宰了全民族的精神世界，开始在头脑里开辟战场，在灵魂中爆发革命，在同志间挑动争斗。真理开始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后来成为一代闯将的“红卫兵”就是在这种红色空气的熏陶浸染下，吸吮着革命英雄主义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单纯透明的心灵与胎教般的政治灌输一经碰撞就激起了溢满心胸的革命豪情，民族悲苦壮烈的历史令他们血脉贲张，前辈九曲十廻的斗争传奇令他们心驰神往，前无古人的辉煌胜利更教人豪情满怀，血火交织、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卷征服了一颗颗纯真的心。江竹筠的信仰、刘胡兰的忠诚、罗盛教的纪律、杨靖宇的坚韧、董存瑞的牺牲、张思德的奉献、雷锋的无私……成为一代热血青年的共同偶像。在偶像光辉的映衬下，所有具体的个人显出了渺小，个人权益透出了自私，个人价值变得卑下。在这里，纷繁复杂的世界被简单划分成公与私、革命与反动、劳动与剥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黑白分明、尖锐对立、你死我活的敌对面；它要求每个人都要与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做斗争，战胜头脑中无形的敌人，把自己改造成无私无畏的战士；要求每个人都要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衡量、分析、辨别身边的一切，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敌人，开展斗争，做到“大义灭亲”“六亲不认”。 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所有青年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改造成革命需要的一名士兵、 一个齿轮、 一块砖石，都甘愿泯灭一切属于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然而就是在这个涅槃再造的过程中，对主义的仰视代替了独立思考，对领袖的崇拜导致了愚忠迷信，党性原则造就了精神奴隶，奉献精神湮灭了个人权益，阶级分析夹带着血统论，暴力革命泯灭了人性，批判白专道路拒绝了现代科学，消灭贫富差距带来了小农意识……压抑个性、封闭思想的政治灌输背后隐藏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价值的无知；日趋极端的传统教育造成了对革命绝对忠诚、对领袖狂热迷信的畸形人格；以天下为己任、为理想而献身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盲目、狭隘、蒙昧、偏激的破坏性力量。眼前是风起云涌的世界，心中是热血澎湃的豪情，过剩的青春能量，膨胀的战斗激情，使他们急切渴望一片舒展双翼的天空、挥洒豪情的战场和宣泄仇恨的敌营。一代青年已经丢失了自己的大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泯灭了自己的个性，完全匍匐在集-quan-zhuan-制神龛的脚下，把自己囫囵个儿地交给最高领袖，成为他手中任意挥舞的一件兵器。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领袖驱使着“文×大×命”这头狰狞怪兽倏然冲上了地平线，谁还能阻止它呢？

    读过《一九八四》更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灾难过去了，曾经被冷冻和封存的“人”的呐喊再次穿越时空从历史深处传来，一切又从“人”的发现和觉醒开始，从寻找自我开始。

                                                      2009.12

    因为领*的号召，在一九六三年以后的几年里，解放军战士雷锋一度成为一代青少年的楷模，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虽然突如其来的“文***命”打断了这个意在树立一代新风的运动，但是“学雷锋，做好事”还是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难以磨灭。今天的青少年已经很难理解，当年的雷锋怎么能做到时时刻刻为他人、事事处处为工作；怎么能做到“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雷锋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在旧社会过着缺衣少吃的苦日子。那种被奴役、被欺凌的仇恨，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1958年入厂时候，我只是一个抱着感恩的思想埋头苦干的工人，……后来，在*的教育下，特别是受到*的社**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人民冲天干劲的鼓舞，才使我的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

    “可以说在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我决心听*的话，听毛*席的话，永远忠于*，忠于毛*席，好好地学习，顽强地工作，为*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

    从这里，我们不仅听到雷锋发自内心的声音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社会语境。虽然那已是硝烟远去的年代，但是几十年血火交织的历史所铸就的信仰已经化为空气和水渗入每个细胞，忠诚意识已如穹庐笼罩四野，誓为革命牺牲奉献的如火激情在每个青年心头燃烧，雷锋就是其中的一员。苦难的童年和屈辱的家世使他无比珍惜获得的解放，从感恩的朴素情感出发，他渴望把自己融入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在他眼里每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都是人民的一员，也是他的亲人；每一件需要完成的分外工作都是组成事业的分子，也是他自己的职责。就是通过这一点一滴的无私奉献，他把自己和心目中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使自己渺小而有限的生命升华到了不朽的境界。

    《雷锋日记》使我们看到，普通战士雷锋是一个志向远大、有进取心的青年，在他心目中世界是透明的，革命是纯净的，明天是灿烂的，*和领*是他的心中偶像，革命事业是他的青春梦想，活在这样的憧憬里，他是幸福的。而当他因为一次意外被永远定格在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却成了被上帝选中的圣徒，被需要凝成的标本。就因为他以党和领袖为偶像，所以他也被*和领-袖塑成人民的偶像，成为一个只有忠诚、信仰、服从、奉献而无需思考、探索、怀疑、寻找……的样板，亿万斯民都被要求将自己参差嵯峨、摇曳多姿的灵魂挤压进雷锋二十二岁的青年格式里，从而一个个被锻造成为从革*生产线上出炉的标准产品……

    在四五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想如果雷锋生命的脚步能够继续前行，让他走过而立、不惑、知天命……之年，当他经历了浩**乱，领略了暗箭权谋，见惯了贪**败，品味了下**业；当他看到顾准的理性摧毁了虚幻的乌托邦，遇*克的思辨颠覆了荒谬的血统论，张志新的热血拨开了迷蒙的云翳；当那个曾经纯净透明的虚拟世界在新一代青年怀疑、苦闷、彷徨、失望、抗争的呐喊声中轰然崩塌的时候，他还能以单纯的“做好事”来升华自己的境界，体现生活的意义吗？

    不知道。雷锋已经被永远凝固在了二十二岁。

                                                        2010.1.23

    1992年春节晚会曾推出小品《追星族》，戏中的追星少女在歌星偶像的光环辉映下，被迷得如痴如梦如醉如狂，以致不能正常思维，正常学习，正常生活乃至正常说话。无论家长温言软语、苦口婆心还是强力压制、暴力威胁，少女一概无动于衷，犹如掉进了精神陷阱，无法自拔。最后，节目只能在家长一连串无奈的“为什么？”之中结束。

    是啊，为什么呢？我感觉这是伴随着青春期而来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作为人类具体一员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一种征兆。呱呱坠地虽然标志着一个生命的出世却不代表一个独立的“人”的诞生，这个柔弱的生命从婴儿到幼童到少年始终离不开长辈的哺育、呵护、照拂和关爱，就像刚刚挣破蛋壳的雏鸟还无力舒展自己潮湿的翅翎。而一旦进入青春时期就不同了，这时的神经末梢异常兴奋、敏感、冲动，来自生命之外的随便一缕清风、一抹色彩、一段旋律就可以触发丰富的联想，碰撞出炫目的火花，在心灵的山谷荡起隆隆的回声，外面的精彩世界春风一般催动着内心不安的精灵，那个隐藏在生命深处叫做“独立自我”的基因开始苏醒，突然意识到家庭的庇护、长辈的关爱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约束和羁绊，极力要从混沌的、初始的、自在的、本能的生命中挣脱出来，以全部的身心去发现、聆听和感受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世界。于是在不自觉中借助偶像的魅力诱发了早已溢满心胸的“逆反”意识。这是一次精神的再生，是“自我”的觉醒，那表面上倾注于偶像的痴情、迷醉和疯狂实际上是对新生的精神生命的尽情体验，是“自我”意识的张扬，是获得了精神独立的自我狂欢。

    这是一个以偶像崇拜求得精神寄托的季节，也是一个短暂的多梦季节。随着时间的继续流逝，“自我”的太阳将不断升起，当知识使目光开阔，阅历使世界复杂，智慧使思想深沉，偶像的光辉必然渐渐弱化、消失……于是，一个体魄健全、精神独立的“人”真正诞生了。

                                                      2010.1

2009，

岁末的一个黄昏，

寒风冷月下

哥本哈根，

传来远古的呻吟：

即使恐龙有人的智慧，

也无法

逃脱灭绝的命运。

   1

   一九八五年，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刘索拉发表了一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影响一时。一位著名作家在谈到这篇作品时说：好折腾的有两种人，一是饿着肚子没饭吃的，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对前一种人好办，给他个窝头就行了，难办的是后一种。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才有点明白。吃饱了还折腾是因为他内心有冲动，有能量，有欲望……需要宣泄，需要释放，需要实现。这种在内心冲动不已的力量就是人类固有的改变世界、体现价值、实现自我的创造力；是人类得以从猿进化到人，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前进的最原始的动力，扼杀这种冲动就是扼杀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走向灭亡的开始。

    2

    时间真快，距离上山下乡已经快四十年了。二00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几个弟兄撺掇着角峪公社的知青们聚一聚，互相一传话，那天到了二十多个人，有教师、工人、医生、干部，还有当上老板的。许多都是多年不见，难免几分陌生，但是一提起下乡兴致一下子高了起来。化马湾、沙沟、河东、土山河、枣行、安乐、亓家庄、韩家庄、北崖……一个个熟悉的村庄、一条条用腿丈量过的小路、一道道清亮的河流牵出了多少记忆中的往事，话题一层又一层从八九点一直扯到中午，主人一再催促，大家才三三两两走进餐厅。酒杯端起来，一位仁兄提议：来，咱们划个角峪拳。男士们纷纷响应，于是俩呀好呀地喊起来了。现在的饭店，早就不兴这种传统酒文化了，引得服务员和其他顾客们都来看希罕，我们却旁若无人，越发投入。

    有人说，你们当过知青的只要一提起下乡就激动就来劲，好像一辈子就记住了下乡那几年，其他时候都白活了。也有人说，知青情结其实就是青春情结，你们下乡时正好处于懵懂的青春期，那时眼中的世界是最美好的，所以也是最难忘的。其实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我以为知青情结的形成是因为那段经历使我们从肉体到精神都经受了一次难捱的煎熬，在心灵上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创痛。

    3

    右派改正以后读过一些幸存者的回忆文章，其中不只一个人谈到落难后的一种心境：即虽然一时遭受了冤屈，但深信母亲不会永远错怪自己的孩子，总有一天会还自己一个清白，重新为党工作。就是这个信念，这一点希望，支撑着他们涉过二十二年的苦难岁月，熬到了最后。

    我曾想，如果事先知道下乡是三年、四年或者更多更长的年头，知道前面的终点到底在哪里，知道终点前面还有希望，也许生活不会显得那么沉重。然而当时连一点虚幻的希望也没有,似乎这已经是命运的最后归宿，因而使人失去明天，看不到未来。从此时间停滞了，岁月凝固了，重新选择的权利被剥夺了，生命的里程永远定格了。被社会遗弃的恐慌，前途渺茫的无助和年华虚耗的痛楚,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使人不可选择，无处逃避。那种空耗生命、没有希望、没有尽头的艰难跋涉，使人无法感受到生活还有意义，生命还有价值。然而筋骨、肌肉和血汗的付出，饥饿、贫苦和枯燥的折磨都难以湮灭心底隐藏的精灵，那推动人类不断创造前行的原动力始终在年轻的血管中汹涌奔腾，那伴随着青春与生俱来的进取欲望依然在每一缕思绪中奔突跃动……面对喷薄欲出的青春能量，你只能强制自己去压抑涌动的激情，摧毁才智的萌芽，毁灭绚丽的向往，听任改变命运的渴望被无尽的光阴一天天地凌迟寸断，使之化为无声的哀嚎在灵魂深处绝望地辗转挣扎……这一切都使生活中的艰难被聚焦和放大，化为难以痊愈的创伤，永远地镌刻在生命的里程中。当我们告别那段生活的时候，那些倍受摧残的心灵已经变得伤痕累累，那群青春洋溢、单纯清澈、满怀憧憬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被苦难吞噬，这个世界也因为谎言而显露出几分诡异和狰狞……生活以特有的残酷给我们的眼睛注入了一缕怀疑冷漠之光，它将伴随终生而难以磨灭。

    泣血的青春能够忘记吗？这就是知青情结的根源吧。

    4

    从某种角度说，共和国的一部分历史也是苦难史，二十二年右派的毒焰炼狱，三年困难时期的千万饿殍，十年浩劫的屈魂冤鬼……和他们相比，和世世代代躬耕田野的农民相比，知青的经历确实也算不了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些苦难的造成全都不是苦难者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以后强加给我们的。凭什么？

    几年前某省的知青们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命名为“青春无悔”，这又使我想起了刘索拉小说的题目《你别无选择》。是啊，当时下乡名为自愿，实则强制，你别无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权利时，还谈什么有悔无悔？连后悔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5

    如果说当年的遭遇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的话，那就是我们个人的坎坷已经融进民族的命运，成为全民族苦难的一部分，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滔天洪流呼啸而来做了历史的铺垫。

                                                （旧文一篇， 作于2006.12.25）

    由胡洪侠、张清主编，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私人阅读史》以（自1978年以来）“我的30年30本书”为题，汇集了34位文化界人士开列的600余种书目及他们的有感文章，读后受益不浅。一是突然发现原来这些年竟然出了这么多的好书，我们竟然可以不经主流意识形态的过滤就能直接阅览世界各地的哲学、历史、文学、法律、艺术、科技、经济、社会学……等等领域的精神成果，竟然已经有了一个如此宽松的阅读环境。这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二是由此联想到，有了这样丰厚的阅读土壤，那些堪称人类精华的思想财富早晚会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出精神之花，结出文明之果。使人对未来生出几分乐观的向往。三是看到那些较为熟悉的学人开列的书单，多少窥到一些他们思想的来源，体会到一些人后的艰辛，仿佛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思想距离。

    现按照出现次数多少为序，将名列前茅的28种书目列如下：

   1.《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2次

   2.《顾准文集》（顾准）11次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健东）

    4.《一九八四》（奥威尔）10次

    5.《傅雷家书》（傅雷）9次

    6.《百年孤独》（马尔克斯）8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

      《宽容》（房龙）

      《西方哲学史》（罗素）

    10.《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7次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

      《美的历程》（李泽厚）

      《1932-1972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曼彻斯特）

    14.《随想录》（巴金）6次

    15.《第三次浪潮》（托夫勒）5次

      《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

      《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马克思）

    22.《鲁迅全集》（鲁迅）4次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复活》（托尔斯泰）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 等编选）

      《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 

                                                   2009.9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刘震云惯有的写作风格，从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从逼真入微的细节处下笔，于平实、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渐次剥离出命运的曲折、人生的无奈和心境的悲凉，于不动声色之中凸显了草根阶层那种随处漂泊，无所归依，终生奔走，却难觅心灵家园的精神状态。

          1 

    作品从卖豆腐老杨和赶车老马一厢情愿的“友谊”开始，以二儿子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原名杨百顺，但随着生活的变迁名字也被迫一改再改，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这里也浓缩了生活对他的扭曲和异化。）的生活经历为线索，依次牵出老杨一家、赶车老马、教书老汪、剃头老裴、杀猪老曾、牧师老詹、篾匠老鲁等等众多人物，牵出一片几乎是每时每刻、每人每事都在产生着隔膜、烦恼、孤独和怨恨的世界。在这里，读者看不到生活的欢欣与活力，感受不到人间的友情与关爱，到处充满了小矛盾、小算计、小心思、小错位。如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从十七岁起，就盼着成亲；盼着成亲不是说一成亲就有了女人，而是成亲之后，能与老杨分家另过，不用再像驴一样，整日给老杨磨豆腐；不白磨豆腐还在其次，关键是脱离了老杨，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但杨百业这点儿心思，马上被老杨察觉了。怀揣一个坏心思，比说错一句话，更让老杨记恨。老杨更要放慢杨百业婚事的步子。父子俩表面天天在一起磨豆腐，内心各有各的想法。”（《出延津记》第八章）在这个枝蔓相牵，丝缕相连，熙来攘往，五行八作的市井人间，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陌路、师徒异心、朋友猜忌的世界，人际之间的交往沟通都是以弄机使巧、阳奉阴违、纠葛缠斗、尔虞我诈的方式进行的，“看着大家在一起染布，一起吃饭，其实个人揣着个人的心思。” “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中，又拐着好几道弯。”（《出延津记》第九章）无数九曲十廻、枝杈横生、丝缕牵连的生活细流在每个拐弯转角之处都被掺杂进种种的小盘算、小欲念、小利益，到最后哪怕是再小再简单的事情也被整成撕捋不清的一团乱麻。“人相互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出延津记》第十一章）于是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相互猜忌着窥伺着提防着，同时又在心里累积着烦恼、委屈、怨恨和愤怒，无人疏导，无处宣泄，无法消解。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生活里煎熬着，扭曲着，变异着，使他们逐渐变得不再是自己。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便痛切地感到“几年下来，自己换一个活路，改一回禀性，瓤里早不是自己了” “一下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有闪亮的一面；原来闪亮的一面，就是狠毒的一面。”（《出延津记》第十三章），甚至在心里把“他爹他兄弟，一直到赶大车的老马，一直到自己的老婆吴香香，还有‘起文堂’的掌柜老高”全都给杀了（《出延津记》第十四章）。

    人性的本质应是一半天使与一半魔鬼的对立统一，也即善与恶的对立统一。在这里，作品以它精细入微的描写，突显了生活之流的无形之手是怎样从自己的每一条神经末梢中滋生着人性恶的精灵，并随着它的繁衍弥漫又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何等灰暗、窒息、疲累和焦躁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突然发现自己变得狠毒甚至要杀掉亲人的情节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幡然悔悟和《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良心发现，后两者使人领悟到他们在宗教环境熏陶下抛弃恶之本性所实现的向人性善境界的一次升华；而前者的自我发现却让我们看到了他在群狼乱咬的逼仄境遇里向人性恶深渊的一次精神滑坠。

    2 

    无论主观能否意识到，人都具有双重生活，即外在的物质生活和内在的精神生活。前者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的延伸，后者则是从世俗物质生活中派生出来超越了功利目的的一种精神活动。作品在展现众多人物世俗生活的同时也形象地描绘了他们跃动于心的种种精神活动并使读者看到这些千差万别各有千秋的精神活动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对沉重现实生活的逃避。

    说是精神活动，实际却是生活当中实而又实的具体事情。如罗家庄有个做醋的罗长礼喜欢喊丧，能因为喊丧耽误做醋而不能因为做醋耽误喊丧；而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则专门喜欢看罗长礼喊丧，为此他能不顾打摆子发烧往返三十里以致弄丢了一只羊而被爹赶出家门；赶出家门后又喜欢参加舞社火,觉得 “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出延津记》第十二章）这种现象在作品中的众多人物身上一再呈现。赶车的老马“爱在大车上吹笙。…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出延津记》第四章）；染布的老蒋喜欢养猴，“老蒋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看出干脆是厌烦人，才喜欢猴子。”（《出延津记》第九章）；县长老史喜欢下围棋“手谈不为输赢，为输赢者皆是俗物，而为手拉手共同去一个过去没去过的地方。”（《出延津记》第十一章）；另外，卖葱老段喜欢听做豆腐老杨打鼓，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喜欢“喷空”即神侃，篾匠老鲁喜欢在心里走戏……爱好千差万别目的却是共同的，就是“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使生活“虚”一下。

    这里所说的“虚”实际是他们一种全新的精神体验；一种在物质生活中无法获得，隐藏在生命的幽深之处，处于存在与虚无的边缘，需用心灵的钥匙与之不期而遇才能灵犀相通一触即发，从而体验到的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神轻飏、春风沉醉般的意境。它能使人从无可遁逃的世俗中挣脱出来，暂时忘掉种种的烦恼、猜忌、隔膜、缠斗，进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从中得到一点抚慰、一次喘息、一丝安宁，感受到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己。

    虽然这种令人神往的意境给市井众生呈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些体验和感受却只能附丽在喊丧、社火、吹笙、围棋……等具体的生活形态上，只要失去了这些载体就失去了附丽于其上的感觉，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支点。然而他们又无力把这个虚化的世界从它的载体上剥离、提炼、升华出来，建构成一个抽象的、稳定的、能使自己栖息其中得到安宁的精神世界，于是便只能在具体实在的生活中东一头西一头地盲目寻找。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就经历了从看罗长礼喊丧—舞社火—编竹篾教堂到最后与五岁的女孩巧玲相逢这不断丧失又不断寻找的四部曲。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的他“跟巧玲在一起，嘴倒利索了。赶着毛驴车，两人边走边聊。”“巧玲，昨晚做梦了吗？/做了。/啥？/水淹了床。/你干啥了？/我骑了一头牛。”（《出延津记》第十二章）对话本身看似平淡，却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充满童趣的天真、单纯、透明的世界，一个原生的绿色的没经过世俗污染的栖息地。这种无法拒绝的心灵诱惑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一旦失掉就会陷入失落、茫然、无望乃至生活难以承受、精神无所寄托的绝望境地，所以当巧玲被拐卖而再次消失时，心灵深处一颗沉睡的种子便开始萌动，一种原始的懵懂的饥渴也随之诞生，吸引着驱动着他不顾一切地陷入了永无止境的精神奔走与寻找。

    然而作者在这里安排了一个让他再次改名为“罗长礼”的情节，这使读者隐隐感觉到，他在抛弃旧生活寻找新境界的同时又被迫回到了开始精神追求的起点，这似乎象征着他最终只能走过一个封闭的循环，得到一个无果的结局，显示了作者对于草根阶层这种精神奔走必然无果的无奈与失望。 

       3 

    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牧师老詹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工作是传教，但来到延津四十年只发展了八个教徒。作品在描写老詹动员杀猪的老曾信主时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描写：“老曾‘梆梆’地磕着烟袋：‘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老曾不耐烦地说：‘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出延津记》第九章）老詹去世后，令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难忘的是老詹曾“不以‘主’的名义，以‘大爷’的名义” 给自己的生活出主意，当时他“磕着烟袋，像个上了岁数的爹。……吴摩西并不信主；现在老詹死了，吴摩西也不想信主，但老詹这个人，让他信了。” （《出延津记》第十三章）在这里，读者看到虽然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很难接受老詹的说教，但当他们以亲人相处时，老詹却能以世俗环境中罕见的真诚和善意轻易突破隔膜进入他的心底，达到二人精神上的相通，在对方心里播下了一颗人性善的种子。牧师老詹的出现，使读者获得了一个从宗教传统角度出发来理解作品众多人物精神活动的新视角。

    按照我的理解，与西方文化在源头上的差异是导致汉文化没能产生自己本土宗教的重要原因。由于西方在文化的源头时期即提出了关于宇宙本源的诘问，这一无解的永恒问题引发了西方文化界千年不绝的争论并使他们因此获得了一种与现实人间拉开距离的“彼岸意识”，在思想上建构起了居于世俗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而宗教就是这种彼岸意识在人类童年时期的硕果之一。宗教在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理性地认识世界时给了人类一个完整的感性的世界，给人类漂泊无依的灵魂创造了一片精神归属的家园，使他们可以从另一个彼岸来审视、观照和规范自己。尽管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破解了宗教的诸多神话，但是当我们越过它的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天堂地狱说……等表象形式，直达它的本质内核，就会发现它最终触动人类灵魂，使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震撼，对人的心灵施以影响的应该是它的善恶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它成为驱动人类在抑恶扬善的自我救赎中不断升华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这应该是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正由于此，无论现代社会如何宣布“上帝死了”，只要世上还存在社会不公、物欲横流、人性丑恶、行为卑劣等属于人性恶的现象，宗教的生命力就依然存在。因为上帝就是人本身，是人类崇尚的各种美德的化身，“你相信爱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你自己也在爱；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就你自身来说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比仁慈和智慧更好的了。”（引自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49页）

    与西方文化不同，作为汉文化始祖的儒墨道三家从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这一“务虚”的问题，直接进入了“务实”的世俗经验世界，“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直接讨论经邦治国之道、伦理道德关系，把自己牢牢束缚在俗世此岸而难以飞升，形成了先验不足经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顾彼岸的思维定势，回避了民间对宇宙本源问题的追问，放弃了对天地、生死、人鬼、灵肉这一初始精神领域的占领，错过了产生本土宗教的历史时机。在现实当中，“十年寒窗路”的艰难又使汉儒文化只局限于满足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要，却缺乏以平易质朴的感性来认知世界的亲和力，不能像宗教那样细雨无声地渗入渴望抚慰的底层平民的心田，这使它与民间拉开了天壤距离，使草根阶层只能恭敬它仰视它，却无法进入它把握它，从而给社会底层精神世界留出了巨大的真空，使他们转身走向比宗教更低一级的精神活动，寻找廉价取代，以填补民间客观存在的宗教饥渴或说精神饥渴。

    从这个角度来观照作品，众多人物头脑中那些百念丛生、自生自灭的精神活动应该就是这种民间精神饥渴亦即宗教饥渴的产物，呈现出了没有精神归属的民族那种凄凄惶惶四处奔走寻觅精神家园的精神状态。他们所要寻找的那个萌动于心、难以言表的精神栖息地，那个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关怀，身心得到抚慰，灵魂得到安宁的莫名的向往，在宗教中的符号就是上帝、安拉和佛。然而由于历史的错位，他们已经永远不可能进入那个理想的家园，如果这时走出各自封闭的园地，进入民间良莠无序、芜杂繁复的精神领域，等待他们的应该是神汉巫婆、看相算命、图符谶语之类迷信活动；如果邂逅了另有所图的引领者也可能走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拜上帝会、白莲教、义和团乃至法轮功之类蛊惑人心的准宗教组织。当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无法认同人类童年时期诞生的宗教时，却在童年的巧玲身上找到了一片可以栖息灵魂的净土，这似乎暗示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用银匠老高的话来说：“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

    作品下部《回延津记》讲述的是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儿孙一辈的经历，从内容所要表达的内涵来看，与上部《出延津记》有形影相叠的感觉。七十年过去，生活变了，人也变了，却依然是亲人相猜，朋友陌路，世俗的忧愁没有变，精神的迷茫没有变，无果的寻找没有变。那个向往的世界其实就在身边，就在孩子的天真和童趣里，但只要你告别童年进入生活就永远失去了它，就要陷入无尽的寻找。绵延不绝的精神奔走似乎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画了一个封闭的怪圈，又回到了起始的原点。 

                                                     2009.8

宋老师：

    ……

这两年的阅历，使我逐步形成一个看法。我们国家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来自我们民族数千年历史沿袭积累起来，在国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不把这个东西扫荡掉，改革永远不能纳入正常轨道，更不要谈成功了。

鲁迅先生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大类，即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真是深刻至极。在我们国民意识的深处，奴化思想特别严重，一个统治者只要坐稳了天下，大家总是俯首帖耳地当顺民，把命运心甘情愿地交给他摆布，以当稳了奴隶为满足。十年动乱荒谬到极点，出了几个张志新？只要有口饭吃还不是老老实实？甚至有的从倒霉者的遭遇中更品尝出当稳了奴隶的优越。华国锋能搞起新的个人崇拜，也是国民中希望明主出世，扭转乾坤，安稳度日的封建保守思想的反映。

我们的国民好像患上了软骨病，总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不愿行使自己主人的权力，无力支配自己的命运，总想找一个神仙皇帝，替大家扛起重担，掌握命运，然后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度日就行了。只要有人别出心裁大家立刻惊慌起来，视为异端。比如说现在搞责任制，本来可以发挥每个人的才干，许多人却望而生畏，他们已经习惯于服从，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旦把权力就给他就意味着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他已经负不起这个责任了。

戈尔巴乔夫好像说过，如果把民主交给平庸的人，他将无所适从。我们几十年落后的生产力加大锅饭制度造就了无数平庸的人，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也是改革的阻力。

具体的来看，我们党在取得政权后，一直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视为主要矛盾，所以总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作为主要任务而忽略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后者的社会基础和危害性现在看来超过了前者。

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平等，现在却盛行“论资排辈”，讲门第等级；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独立人格，现在却盛行人身依附，跟着XXX干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投机牟利，现在盛行的是求稳怕变、奴化思想、保守思想；七六年前不承认资产阶级的法制终于导致了“朕即国家”、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类对比很多。总之，由于忽视了我们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没能正确地操起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反而以封建主义的东西来做武器，结果只能使封建主义盛行，导致了历史的倒退。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的东西充塞了一切领域，到处可见，这是我这两年来最深的感受。实际上资产阶级相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尤其在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巩固政权上，他们比封建主义高明得多。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他们从不吝惜某个个人，这是封建制度的极大弱点，同时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扫荡它也是最无情的，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上，现在理论界显得很疲弱，因为不能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去肯定资本主义，更不能操资本主义的武器去批判封建主义，所以在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显得非常无力。

现在理论界根本不能针对中国的这个具体国情，提出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口号，使人感到气氛很沉闷，感到他们的左右为难、投鼠忌器。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反封建时提倡的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在今天仍不乏进步意义，如果多数中国人能发现自己，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使社会承认自己，那么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作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也许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要把封建主义的顺民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民、国家的主人，敢于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人来讲，恐怕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自我觉醒的阶段，没有人的思想素质的飞跃，这个现代化、精神文明恐怕难以实现

我们成天讲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是社会前进最根本的动力，而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是使用工具的劳动者，就是人。所以，我深切感受到把人民从封建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摆脱国民的劣根性是最重要的任务。现在思想界缺乏“五四”时期那种荡涤封建思想的伟大气势，也没有锻造出轻便锐利的武器，使每个人都能操起来向敌人进攻。

在这种感受影响下，近来阅读作品有了新的评价角度，感到许多较有深度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涉及这个问题。如侯贺林的《女子世界》张洁的《他得了什么病》等。张炜的《古船》中几个人物之所以显得厚重也是因为他把人物身上积淀的历史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写出了从历史迈进新时期过程中那种复杂的性格。

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的和社会的历史，纯粹的新人是没有的，只有在历史的演变中走在前面的、具有别人还来不及形成的崭新素质的人，但不会有那种与历史没有任何渊源的“外星人”，这类作品或许可以轰动一时但不会有生命力。柯云路笔下的正面人物就多是这类“外星人”，像李向南、顾堃等，没有一点旧的意识、习惯，与社会阴暗面完全对立，使人感到是用“三突出”方法写出来的完全理想化的。

李向南的出现跟当年蒋子龙的乔光朴可谓异曲同工，但时代不同了，这个李向南也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乔光朴在今天不也没人提起了吗？这倒使我想起了戴厚英的一个短篇《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里面的两个女孩子，知识分子家庭的自立能力比较差但最后考上了大学；劳动家庭的那个自立能力很强却没有条件读书，但她通过做小买卖自谋生路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两相比较前者虽然考上了学但实际上把命运交给了一个看来很强大保险的社会力量，而她在平时表现出来的许多弱点说明她只是一个庸人，不能独立，但考上大学把这些都掩盖了。所以我觉得作品如果能抓到人的素质、人的自觉这个国民性问题才是抓到了社会问题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否认人道主义，现在我体会到了刘心武说的无论怎么绕最后不能脱离开人性、人的价值。就因为我们封建土壤太深厚，克服这个东西最切近的武器就是人道主义，没有这个阶段的人的尊严、人格独立、人的价值的实现就谈不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想从封建的埋没人无视人没有独立见解的人直接向集体主义过渡大概只能出现一群乌合之众。

在思想界这种话大概不能直接明说，但在创作实践中却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所以刘心武写出了《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戴厚英写出了那些人道主义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转变时期，一切都在变，而人的变化都是在旧有基础上的变化，好像孙悟空变来变去总有一条尾巴在那里，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必须体现人物旧有基础上的新面貌才能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任何新人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特定经历及社会赋予他的比较稳固深厚的底色，从而形成在这个历史大转换时期独有的特征。高晓声的陈焕生系列小说实际上就是写出了这个时期农民的变化。他们在变，但又受着历史因素的制约，这样的人物才能活起来。

这封信因为太长已经写了三天，好像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了，但又好像表达得不是那么准确、清晰。总之，一是我们社会要前进的基本保障是彻底铲除封建主义思想。现在的发展商品经济虽然也起到这个作用，但思想界不把这个问题提到一定高度，明确地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光指着经济领域的改革来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是相当困难的。二是因为封建思想基础的深厚我看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不会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会处在不断彻底更新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过程中，处在不断提高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中。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东西。资产阶级处于进步阶段的思想尤其是反封建的思想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两大旗帜在今天恐怕还不能说是过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不再认为个人依附于集体、依附于社会是合理的，强调了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应该有独立的能力，这正是摆脱封建主义的表现也是它可贵的地方。文学就应该表现转变时期人的复杂性，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以上感受不知是从何时形成的，但从下半年以来就感到它朦朦胧胧地存在，不过也没有认真清理，所以这封信写得有些混乱，同时也借此使自己的思想比原来明确了许多。您在学校里搞理论，这些东西在您也许并不新鲜或许还很幼稚，甚至错误很多，不过我自己感觉通过这一段思考好像看清了许多东西的本质，包括社会现象和一些文学作品，好像找到了一把入门的钥匙。但这些想法到底怎么样？合理因素有多少？心中又没有把握所以写给您，想听听您的意见。

……

陈兵

1987.1.4

宋老师：

    您好！节前曾打过电话，傅老师说您们要去上海。节后寄去一点资料，知已收到。

    最近读了《九月寓言》。这确是一部独特的作品，独特在于作者醉心表达的是人的自然生存状态。在这里作者表现的是自在的人而非自为的人，自然的人而非社会的人，人与自然而非人与人，本能的人而非理智的思考的人，生物圈生物链中一环的人而非征服自然的人。读着这本书，我莫名地想起了杰克·林敦的《白牙》《海狼》，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类在自然面前还是弱者，因此作品更多表现了大自然的强悍和人类顽强的征服进取精神；而《九月寓言》则面世于人类已经摧残了自然的时代，作者笔下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更加镇定、自信，作品里也充溢着朦胧温柔的氛围，显示出作者对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向往。但是作为人类的精神状态，《九月寓言》却与那两部作品有着相似之处，都带有洪荒时代的混沌、蒙昧的自然色彩。

    有人说《九月寓言》写了人类的苦难，我从作品中感觉不到这一点。从后来人的眼光看，作品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似乎承受着人类的苦难。但我以为从两方面看都非如此，一是苦难并非一种客观存在或绝对事物而应是一种主观感受，只要没有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感到痛苦，就难以说是苦难，比如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放到一个世纪以后大概算得上贫困，但是能说我们在承受着苦难吗？二是现在人类苦难的根源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在自然界，许三观的苦难就是绝好的明证，而这部作品主要是写人与自然的。我感觉张炜在用上苍的目光俯视着人类的生活，从中截取了一段自然存在的生活流，把它的原生态放到我们面前来让我们读。作品中是有痛苦，喜年扎瞎了眼睛、金祥背鏊子、龙眼为少白头苦恼等等，但都是与秋雨、夜色、月光、田野等诗意的描写和谐的，整部作品都是以小欢乐、小痛苦、小满足、小追求组成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流。这一切都是生活中本应存在的合理的诸多内容，它们是相互伴生难以分割的。在这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作品中闪婆那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尤其使人感受到这一点。

    我很惊异于张炜能在这个时代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什么时代？欲念的时代。欲念是一把鞭子，驱赶着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狂奔而难以自制。我们常讲“度”，而人类自我膨胀的大欲念却从来不讲度。科技手段的日益先进使人类的每一个欲念都可以膨胀，而欲念的膨胀又促进了科技手段的发展，这种恶性循环使人类的一切本能及其衍生物都具备了滋生、蔓延、发酵的物质条件；这条鞭子使人类走上了一条疯狂的难归之路，造成了一个混合着竞争、机谋、无奈的喧嚣社会，也造成了人的生命力的异化。在一些国外的科幻小说里人已经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如果说从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使人看到知识的力量和美好，那么从现在的科幻作品中却使人看到了人类的末路。我常想，“欲念与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能写一篇好文章，但文章的力量却是太渺小了。就在这样的时代张炜奉献了这样一部作品，我难以想像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是怎么诞生这样一部书的，我也因此多少感受到张炜所说“地气”的重要性。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只要我们的心中水草丰美，尘俗中人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送给张炜很合适。《九月寓言》是一个寓言也是一个梦。

    问傅老师好！ 

                                             陈兵

                                            2000.2.20

作者按：作家柯云路的长篇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最初以《青春狂》为题发表于2001年《收获》，2002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宋老师：

    您好！《青春狂》读过了。坦率地讲，如果没有您的提示我也许不会注意它，因为在我的阅读习惯里，这不符合我心目中对“文革”的写法，引不起我最初感觉上的注意。同时，作者的写作方法很独特，有些东西隐藏得很深，反复阅读之后才有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感悟，写在这里。

    1.这不是写“文革”的作品，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直接写“文革”的作品。作者虽然借用了“文革”的时代，但是作品中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文革”年代特定的政治环境关系不大，受外来政治因素影响不大，“文革”只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失去约束、秩序、权威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外部环境，事件本身不是“文革”这一政治运动的后果。

    2.作品写了人类心灵中潜藏的邪恶因子的释放过程，人类野性东西的暴露过程。阅读中我想起了杰克·林敦的《野性的呼唤》，他写了一条狗怎样蜕变为狼的过程，这种狼一旦蜕变完成，又比野生的狼更为凶残。人类的野性在长期的进化中、在自我文明化的过程中被逐渐地消磨，但它的种子仍然在深深潜藏着，“文革”给这些野性因子提供了释放的外因，于是便烧起了星火燎原的野火，产生了瞬间的蜕变。周汉臣把他们称为“一群小狼崽子”真是形象至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悲剧的发生是有着它由来已久的人类心灵基础的。在读赵德发、苗长水关于沂蒙山革命年代作品时，就曾被那些土改复查和还乡团报复的血腥行为感到震惊，但那是在阶级斗争名义下两大阵营交锋中的“正常行为”，一句“成王败寇”就无需追究了，但是作为具体个人在心灵深处向野性深渊的坠落历程是能够轻易掩盖的么？同样的野性，在美国士兵的越战历程中也曾出现，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文革”悲剧中的心灵因素是人类共有的，是在适当条件下就能释放的，不过在中国文学界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借“文革”才能表现这种题材。所以在作品中作者有意淡化“文革”背景，其本意就是在突出对人类内心野性因子的描写。以上是我对这部作品的总体看法。

    3.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出发，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是起到符号作用，其本身并不饱满生动。校长周汉臣是个集严父慈母、良师益友于一身的人物，他以不同的方式几乎给每个学生以温暖、爱护、帮助、自信，在灾害和饥饿面前他又拯救了这个集体，他是这个集体的靠山，是每个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每个学生的人生和成长几乎都给予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终生感恩不忘。学生相比周汉臣可以说是个群氓集体，他们年轻幼稚，没有经历，涉世不深，对生活还没有成形的见解。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跟在周汉臣的后面逐步成长成人，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变成了“狼崽子”。为表现这个蜕变过程中的矛盾和痛苦，作者很少使用集中的场面描写，总是以不同具体人物的目光多角度表现同一场景、同一事件，从而表现出同样环境下不同内心激荡出的不同火花。从学生本心来讲，每个人都没有置周汉臣于死地的初衷，但是那个环境诱发了他们心灵中的野性，这种野性的集合又形成一种氛围推着他们一步步往前走。回忆当年，赵大鹰说当时一直觉得被人推着走，不由自主；戴良才说不记得谁写第一张大字报，大家一哄而上，我只是其中一个；眉子感觉一切都是一场戏，像过家家一样；黑二嫂故意多想周汉臣摸她的手就是流氓，好使自己恨他……但这只是他们内心的瞬间活动，整个大环境却是每人心中那点野性经过相互诱发、相互释放、相互放大，形成了燎原之势，形成了毁灭周汉臣的合力。在那样的恶果面前每个人都觉得不是自己的本意，但每个人都感到有自己的一份，都不能摆脱罪恶感。在这里，周汉臣的反抗也成为推动学生们蜕变的因素之一。“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黑帮”们经过初期的冲击后并没有遭更多的罪，多数成为“死老虎”被忙于争权夺利的造反派们遗忘了。如果周汉臣一开始就低头认罪事情也会不了了之，但他对学生们的批斗不屑一顾，随即又在突然袭来的灾害和饥饿面前显示出超人的能力，使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高大，使已经与这样的“大家伙”为敌的学生们产生了恐惧感，催生了要消灭他的萌芽（和“文革”有什么直接关系？），随着矛盾的发展悲剧成为顺理成章，从而完成了学生们蜕变的全过程。写到这里想起恩格斯的一句话“人创造了环境，环境创造了人。”

    4.韦君宜在他的《思痛录》中曾说，从没见过当年的红卫兵对“文革”中行为的反省文字。作为曾经历“文革”的一名学生，我觉得绝大多数同学热心投入“文革”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英雄浪漫主义影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又把“文革”当成了“五四”“一二九”那样的革命运动，于是很自然地就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地投入进去了；二是在当时那种近乎令人窒息的红色政治环境中，青年学生都想争取一个好的政治前途，这也需要在运动中有积极的政治表现。当然这些基本动因都不足以解释具体的血腥行为。作品在展示学生们恶行的心理过程时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在多年以后他们回首往事时就像当年顽强地让自己相信周汉臣的罪行一样又顽强地否认自己的责任，坚决回避自己心灵深处隐藏的邪恶和野性因子。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在这样血的教训之后，人类潜意识中的这种罪恶根源依然难以根除。因此可以说，这些野性的因子正是人类先天固有的兽性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对“文革”中的恶行当然应该追问，可是革命年代的暴行披上一张堂皇的外衣就合理了吗？就不违背人性就可以良心安宁了吗？《青春狂》的一个“狂”字使我感到这不是政治问题，而另有人类本身的原因。

    我读作品习惯于从社会角度进行思考，像这样的分析还是第一次。因此是否言之成理，是否准确，心里就没数了，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吧。

    问傅老师好！ 

                                                    陈兵

                                                   2001.9.22 

    初次接触贾樟柯的作品是他的《故乡三部曲》。电影拍得很独特，他很容易就能使观众陷入以散漫、直感、粗糙的画面和声音营造出的原生态生活流里，感觉不像在看电影而是重新经历着一段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时故事、情节、人物都不重要了，只要让感觉随着周围弥漫的气场随意漂流就很享受。他好像是凭着对生活本身的直感在组装镜头，坚决抛开诸如时代、环境、家庭、职业、年龄等社会符号携带的概念性内容，坚决舍弃哪怕一丝一毫的虚饰成分，直击社会底层芸芸众生在生活挤迫下的精神状态。灰暗的色调，杂乱的街道，破败的房屋，长时间的无声行走，横穿画面的摩托车，各色的标语、领袖像、海报，充斥耳鼓的电视新闻、流行歌曲、手机铃声……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好像浸着最原始的气息渗入观众内心深处，却唯独没有温情，没有关怀，没有希望，让人感到它距离卑微的生命是何等遥远。一部电影看完，你会发现很难将它复述出来介绍给别人，我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影视作品的叙述表达经验在这里完全不适用，你不能说《小武》讲了一个小偷的故事，《站台》表现了八十年代初文工团的生活，《任逍遥》属于失足青年题材的作品。虽然按照固有的表述习惯这种说法应该没有错，但是我们心里明白这与影片所要表现的和我们感受到的完全两码事。在他的电影里我们不是看到了一个故事而是体验了一种感觉，一种生活中久已存在却被忽略而让他挖掘出来浓缩之后又展现给我们的迷茫、失落、恍惚、盲目、涣散、失望、无助……等等数不清说不明似乎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的那种让人感到生活挺没劲的感觉。我们与人物一起被他引领着在其中寻找着什么，最终好像什么也没找到或者说不清找到的是什么。

    《二十四城记》却不同，虽然同样是自然本色的生活之流、空洞庄严的声音背景、变幻无常的人生遭际，却让观众从迷茫中解脱出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沉重和对未来的期盼。电影本是视觉艺术，贾樟柯在这里却舍长就短，采用众多人物反差甚大的情感诉说来推动情节发展，使观众在百转千回的情绪漩涡中品味出隐藏在生活背后的命运之手。在这里，那个笼罩着一代工人全部生活和命运的420厂犹如一个象征，使观众隐隐看到了昔日曾经覆盖一切、无处不在的全能体制的影子。它以自己的神圣许诺了一个崇高、美好而又遥远的明天，从而凝聚了所有420人沸腾的热血和澎湃的激情,使他们感到站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感到自己与“伟大的历史使命”相连，从而全身心充满了神圣感、自豪感、优越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日夜加班不觉累，十四年回一次家不觉苦，即使在纪律面前舍弃了儿子也无怨言。同时它又以自己的强大操控着一切, 使自己的意志渗透进所有人的每个细胞，让他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真诚、才智、创造和劳动，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伟大事业”中一件驯服而单纯的工具，即使是脉搏也要随着它的节奏跳动，无私地向它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一切都被规划好的生活里，在这全能排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无需创造，无需思考，无需竞争，更无需开辟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只要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融进体制之内就一切OK了。于是整整一代人，一代独立的自主的彰显自身权利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消失了。

    然而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永恒的秩序，当历史把貌似强大的旧体制带到否定自己的路口时420厂面临的是卖地迁厂，减人增效，买断下岗；是秩序颠覆，常态失衡；是工人们生计无着走投无路。在这样乾坤倒转山崩地裂般的巨大危机面前，一代420人首先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对现实生计的焦虑和担忧，反而流露出对昔日历程依依惜别眷恋难舍的复杂情感。一把用到无法再用的刮刀，“文革”武斗时坚持上班的回忆，连续十几年没有一次迟到的记录……这时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化为泪水涌上心头，使观众真切地感到那里饱和着他们一生的付出、辛劳、酸楚乃至血泪，那里的每一天都揉合着他们的生命，浸透着他们的劳动，充盈着他们的血汗，他们已经和昨天血肉相连融为一体无法分割而成为了昨天的一部分，否定了昨天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了已经付出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因此即使420走到了末路的今天，他们仍然难以割舍欲说还休。当观众被不停转运出厂的巨大设备、缠绕耳际的军号、空荡破败的厂房、灰土满墙的奖状及420人悲情四溢的诉说所共同构建的凄楚氛围淹没而陷于悲怆之中时，影片却时而穿插进关于即将在420旧址进行城市开发的镜头，在高雅华丽的二十四城新区模型和售楼小姐的如花笑靥里，电视播音员传达出了最新的许诺：“420厂将利用拍卖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保证五十年内不落后。”然而在沉重的现实面前，那充满激情的播音却好像在另一个虚无缥缈已经幻灭再也不属于420人的世界里回荡。在这里，影片敏锐地抓住了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生活冲突、碰撞、交替过程中普遍产生的复杂心理变化，形象成功地提炼并表现了一种典型情感，在观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此刻那饱含着依恋、惆怅、无奈、茫然的泪水似乎已经化为一曲挽歌，标志着昨天的永远流逝。

    旧日的告别纵然不易，新路的开启更为艰难。由于陈旧体制熏陶渗透耳濡目染形成的巨大惯性使420人从生命的基因原点上就已泯灭了那种改变世界、体现价值、实现自我的发展原动力，即使是属于下一代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沉重的历史重负却也曾先天性地笼罩在昔日体制的阴影里，因此在开辟新生活的过程中他们都难以在人生的制高点上俯视现实审视自己，从而带有几分盲目无助，缺乏一种自信和从容，不得不寄希望于命运的眷顾。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摆脱了昨天的羁绊，迈出了虽显稚嫩却是属于自己的第一步。观众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流逝，历练积累，历史的陈迹当被渐渐销蚀，一代独立于社会把握自己命运的大写的“人”终将会屹立于世。影片正是以420人的生活变迁和情感波澜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在生活巨变社会失衡历史面临急转弯的紧要关头，正是所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芸芸众生栉风沐雨忍辱负重以他们的辛劳、血泪、苦难和牺牲苦苦支撑着倾斜的世界，承担了历史前进的最大付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他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彻底解放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的明天，就没有真正的振兴和盛世，就没有这场改革的成功。

    看过《二十四城记》以后忽然领悟到，《故乡三部曲》所要表现的应该也是底层小人物在社会失衡时的复杂情感。

     泰安开始用上程控电话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了，此前都是那种电话线架到哪里信息才能传到哪里的老式电话。大概是一九八五年吧，我参加一个新建花岗石厂的筹建。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兴起的年代，求新求变之风风靡一时，领导要求一定要配备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于是经过考察论证决定进口意大利AIA公司的石材生产线，当初选择这个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便于联系。果然，在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们的技术人员经常需要即时请示即时解决，有个办事处方便了许多。现在想起来，那时接个北京长途太费劲了，先要从厂里接到泰安总机，再往山东总机、北京总机、北京某区总机、某邮政局总机……一站一站地接转，通一次电话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如果碰上打长途的人多还要排着等，有时好不容易接上了他们找的人还不一定在。所以一到需要挂长途，大家都很紧张，有时连着四五个小时挂不通，急得那个花白头发的意大利老头跳着脚向北方高喊：北——京——！然后拍着电话机无奈地向我们频频摊开双手，表示你们的电话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虽然也很着急，但对他的反应还是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只能耐住性子慢慢来，急也没用。

    几年的功夫用上了程控电话，后来又有了手机，世界突然小了许多。

    2008年秋我们到新疆旅游，从阿尔泰山前往克拉玛依途中陈傲寒突然接到小区物业电话，说发现房间从门缝里往外淌水，怀疑是水管子出了问题，需要赶快采取措施。接到消息大家都紧张起来，真要是水管子爆裂那房间里肯定是水漫金山一片狼藉了，这可是刻不容缓的事，必须赶快想办法。陈傲寒还算镇静，立刻电话联系陈傲雪，让他带上身份证找开锁公司赶往小区；然后又电话联系小区物业通报他的决定；陈傲雪赶到现场后两人又随时电话沟通……两三个小时以后门打开了，水管子修好了，防盗锁更换完毕，屋里也收拾利索，一切处理妥当OK了，这时我们还没到克拉玛依。我很感慨，幸亏有了手机，万里之遥就把这么棘手的一件事情搞定了，要搁以前真是不可想象。这时陈傲寒发话了：“现在的科技还是不发达，如果我这里ˋ啪啪啪ˊ发出几个数据，那边门就能打开了该多好。钥匙就在我手里，其实就是些很简单的可以用数据来传递的信息嘛，却就是不能用来解决问题。”

    一件小事，却产生了两种天差地别的感想。这就是代沟吧。                                             

《陈小手》

    汪曾祺先生的《陈小手》堪称短篇小说中的上品。全文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展现陈小手的医德、医术和他作为男性产科医生尴尬的社会角色，特别是那匹白马和它“哗棱哗棱”的銮铃声使行止自如的叙述平添了几分灵动，勾画出一幅平静自然的江南民俗画。就在这时团长出现了，并在重谢了有恩于己的陈小手之后将他一枪击毙，全文在带给读者突如其来的惊骇之中戛然而止。也正是这精彩的结尾激活了全篇，牵出无穷的回味。

    随着枪声响过，一个骄横、霸道、凶残、嗜血、歹毒、暴戾而又愚昧的团长，一个信手杀掉良医还“觉得怪委屈”的军阀从书页中悚然站起，读者突然意识到，尽管小说层层深入地写出了一个让人尊敬爱戴而又“活人多矣”的名医，但作品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陈小手而是团长。正是前面平静淡泊、不动声色的娓娓而谈反衬烘托了结尾的凶横残暴，使团长的歹毒成为全篇最为耀目的一笔。然而作品最后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又使人感到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忘恩负义、杀人如麻的简单恶棍，这一枪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于是关于陈小手的许多情节便显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容：

    “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

    “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ˋ得罪ˊ…… ”

    这些看似平淡的民俗介绍隐隐透露出已经沉积千年的封建泥淖仍然是不可触动的禁区；“女人属于男人私产” 的阴暗心理仍然盘踞在人们心灵的深处；一声“得罪”更透露出即使陈小手本人也以为自己的职业是对整个社会的冒犯而毫无哥白尼那种勇吃禁果的豪放气概。正是这种浸润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支撑着团长的疯狂并借助团长之手酿成了陈小手的悲剧。在这里作者没有也无需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因为包括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男女的意识深处都隐隐约约地存在着这类封建观念的影子，作者正是借助这种似有似无的潜在意识触动并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赋予了作品醇厚绵长的艺术魅力。正由于此，我想一个西方作家恐怕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一个西方读者也很难读懂这篇小说，因为他们灵魂深处缺乏我们民族特有的历史重负。这重负也使我们今天脚下的前行之路变得格外曲折漫长。

    还有一点，枪声响过之后那个“任何男人都不许碰”却已经被陈小手“摸来摸去”而让“团长觉得怪委屈”的胖女人将会面临她人生命运的拐点了吧。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也是第一部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以题材而论与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相类似，因此阅读起来比较易于理解。

    作品以主人公舒霍夫在劳改营普通一天的经历浓缩地再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残酷现实，表现了苏联社会生活中一个阴暗的侧面。舒霍夫被关进劳改营是由于他在卫国战争中因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便被定为“间谍”，当时“如果不在口供上签字，就只有死路一条；签了字，也许还有条生路。所以他就签了。”他周围许多人都是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来的，像他这种“间谍”每个小队至少有五个；海军中校布依诺夫斯基是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军官寄来的礼物；红军战士丘林是因为出身富农；阿廖什卡则因为信仰上帝……他们知道“所谓法律，不过是随心所欲罢了。”在劳改营他们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每天只要温度没有降到零下四十一度就得出去干活，因为不能烤火“只有拼命干活才是唯一的生路。”早上出工和晚上收工都要搜身，必须在严寒中解开棉袄解开衬衫，让看守伸进手去摸，“每个犯人按规定穿两件衬衫…谁要是违反了规定，就得当场在冰天雪地里脱下来。”由于长期饥饿，即使是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也成了奢侈的享受，每一口热汤、每一撮烟叶对他们都变得无比珍贵，犯人们“每天只有在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活着。”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因为这是最神圣的时刻到来了…几口热汤进肚，他全身都抽搐起来，太好了！犯人们就是为这短短的一刹那活着！”“现在的吃法是细嚼慢咽，…一点一点地吃，含在嘴里细细地嚼…”“小心翼翼地用面包皮去擦钵底和钵边上吃剩的粥浆，然后用舌头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下来…最后他把粥钵舔得像洗过那样干净。”弄到一点烟丝“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流遍他的全身，使得他从头到脚都醉了一样。”

    作品虽然只写了劳改营一天的生活，却因为情节发展缓慢，节奏滞涩拖沓而显得作品篇幅冗长，使读者好像陪伴着主人公在艰难辗转的苦熬中跋涉着漫漫长夜，似乎象征着生活的苦难犹如钝刀绣刃般把生命切割凌迟到每一分每一秒，从而近乎真切地体验了劳改营残酷的现实和犯人们的真实感受。同时还令人悚然心惊地领悟到：在强大政权机器的碾压下，这个已经堕入炼狱的特殊群体不但被断送了政治生命，逐出了正常生活，而且在被榨取最后一点残存价值的过程中按照一种无形安排正在隐性地缓慢地不知不觉地被驱向死亡，以使他们最终在肉体上永远消失。主人公舒霍夫就是在这样的生存大背景下开始他的一天的。

    整部作品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即以第三人称的作者视角和舒霍夫所见所感的主人公视角这两种角度随时穿插过渡、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复调交响式叙述。其直接效果就是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由一个旁观者了无痕迹地进入了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主人公感同身受地经历了他一天的劳改营生活。在这里可以看到舒霍夫和他的难友们在巨大厄运的阴影笼罩下没有哀怨和悲伤，没有沮丧和绝望，而是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智慧一点一滴地摄取食物，一丝一毫地节省体力。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甘愿抹掉一切棱角刻意适应自己的角色，顺从地充当无欲无求的工具。实际上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时刻升腾着求生的强烈欲望，他们懂得在这个令人绝望的环境里只有生存是最重要的，能够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抗争，能够不屈地守住生命就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磨磨蹭蹭去上工…谁要是跑得快，谁在营里就活不到出去的日子，就会累垮，病倒。”；因为劳改营的“医生只能把人治进棺材”他们学会了把病痛“挺过去”；因为他们知道“犯人的敌人…是另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彼此之间不闹矛盾，拧成一股绳，长官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所以团结一致反抗威胁他们的看守；因为海军中校刚刚进来，他们主动把利用炊事员的大意而多领的粥让给他“中校将来会学会生活的，而现在他还没学会”……这些都让读者看到了这个群体的坚韧与顽强。作品最后写道：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有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 

    这段客观冷静的旁白犹如上天在俯视着人间苦难，使读者从舒霍夫们的从容镇定中看到了即使在残忍、恶劣、绝望的生死抗争中，作为大写的“人”也应当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深处坚守着生命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庄严、自尊和高贵，从而展示了生命的伟大与坚强。同时也使全文的结尾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具有了撼人心魄的力量。 

《南方周末·不是官话》

    200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不是官话》专栏刊出三句话，录如下：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我瘦了5斤，一直长不上来。”“学校很大，同学很多，如果同学们问起来，就告诉他们，总理来过了。

    ——总理温家宝参加完在北航的活动，突然提出看看学生。一位见过温的学生还细心地发现，温比2003年时瘦多了，温自当年起担任总理职务。

    ●“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学员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破口大骂，考场一片哗然。

    如果把这期专栏的三句话视为一篇文章的话，那么它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前面两句使我们直接、简单、清晰地看到了中央坚持既定国策的决心和信心，看到了高层领导人充满人性化的勤勉和真情。而乾县科技局王显亮局长最后一句看似简单的粗口却使人意会到其后隐藏的诸多弦外之音。首先，王局长参加的是一个花钱买学历的党校研究生班，目的当然是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备下一颗或许有用的砝码；其次，党校为了维护王局长等学员将要取得之学历的声誉需要搞一次扎扎实实走过场的考试，用于遮人耳目；最后，王局长对校方的苦心不予配合，在考场上破口开骂道出真相，公然破坏了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使大家集体下不来台。

    王局长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不瞒下”这一套作假作伪的风气已经弥漫于官场及全社会，假政绩、假考核、假选举、假汇报、假新闻、假论证、假现场、假数据……遍地都是，大家干得多见得多听得更多，上上下下早已心领神会司空见惯心照不宣了，一个自己党校卖的文凭还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假戏真做脱了裤子放屁么？一手钱一手货不就完了吗？当然，造成这个尴尬场面也有王局长个人的原因，他的性格有点像《陈小手》里那个团长，骄横，霸道，愚蠢。但愿他属于我们公仆队伍中的个例。

    本期《不是官话》有了王局长做结尾，意味深长。

                                                         2009.3 

2009年3月与周烽烽会于北京，距他远赴美国、加拿大已有十三年。

屈指相别十三年，君面如昔我苍颜。

一去神州踪迹渺，两心依旧梦魂牵。

坎坷人生难相忘，青春岁月去如烟。

夜话连床天欲晓，何时再晤忆今年？

                               2009.3.5

    进  厂

    从我下乡的土山河往北行出六七里路，在前往公社的路边上有一处石英矿。每次开会、赶集从这里路过就会看到一个个壮劳力驾着独轮车从路东高高的山岭上直冲下来，把一车车大块大块的石英推进路西简陋的敞棚，敞棚里粉尘弥漫，三五个身影在破碎机“吭吭”的声音里手忙脚乱地忙碌着。时间长了，知道角峪公社有两处社办企业，一是农具厂，再就是这处石英厂。当时就想，这算什么工厂？顶多跟老乡们开石头的石窝差不多呗。

    一九七一年是上山下乡的第三年，各行各业开始招工，角峪的知青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各有了去处，最后剩下我们二十几个被公社一笼统收进了石英厂，从此和亚兴、用蓬、小姜、张岩、小潘等弟兄们相聚十几年，好像把下乡的知青生活以新的形式又延续了下来。从下乡到分配进厂以后才逐步体会出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是分为三六九等的。社员就不用说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也分为全民的、集体的，国营的、县办的、社办的，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种人为划分的身份等级区隔森严，不容逾越。石英厂属于最末一等的社办集体企业，像我们这种工人以后不能调进县办厂，更不能进国营厂，其它更好的工作连想也别想，似乎已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后来见到泰安才子玉林兄的笔名“蔺时工”就曾私下猜度：这位仁兄想来也吃过这方面的亏。知青们本来是一块离家下乡、一块在日头泥巴里滚了三年的同命人，而到分配工作时却好像重新投胎碰运气，我们既没背景运气又差，天蓬元帅一跤跌进猪圈里，再想改头换面都难了。

    以前虽然没进过工厂，但从草明、艾芜、雷加、胡万春等作家的小说里也多少了解一点工人的生活和工厂的面貌，从当时的宣传中也知道工人是与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大机器相联系的阶级，因此是最具革命觉悟、最有组织纪律性的阶级。然而石英厂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全部设施就是山上一条开采石英的露天坑道，山下几台用来碎石、筛沙的简单机器；产品就是粗细不同的各类石英砂；几十号工人都是来自四乡的社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打锤、放炮、搬石头、扛麻包这些最简单的体力活，没什么技术更不需要一点文化，有把子力气谁都能干，整个就像个手工业大作坊。这项工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上班时必须戴上特制的橡皮防尘口罩，因为长期接触石英粉尘极易患上矽肺病——一种等于判了死刑的职业病——据老工人们说建厂初期没有机械的时候是用驴拉石碾来粉碎石英的，时间不长那头驴就死了，扒开五脏一看，驴肺硬得像块石头，用炮锤都砸不动，这就是矽肺病。我们听得面面相觑，心中五味杂陈。那是每个人都必须依附于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时代，是厂长无权开除一个工人而工人也不能选择自己命运的时代。记得当时就有人对我们说：“甭想三想四的，这辈子就撂到这里了。”我们的一生就交给这个作坊了么？

    单位虽然别扭，却也给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八小时工作制，按月挣一份钱粮，不再靠混工分分粮食，下工后不再操心推磨子压碾拾柴做饭这些琐事，秋雨连绵的夜晚可以放心睡觉，不再担心地瓜干会烂在地里……甭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从十八层挪到了十七层，不再是社员了。

    政治学习

    虽然只是山沟里的一个小厂，虽然只有文化不高的几十号人，却和七十年代中国所有的单位一样也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在这里实行着一元化领导，使人感到权力之手的无处不在。来自农村、出身社员的工人们上班都很听话，干活都很实在，在那吃饱肚子都很费劲的年代，能够当上工人，混一份钱粮是很值得珍惜的，所以很容易领导。党支部需要操心的是组织每天下班后的政治学习——抓得不紧工人就溜了。那时候从城里到农村到处没什么业余活动，甚至没有业余时间，天天晚上都要开会、政治学习。学习纪律很严，开始要点名，有事必须请假，然后领导凑近昏暗的煤油灯开始念点什么，工人则尽量选个舒服点的姿势歪着或靠着，至于领导嘴里嘟囔的什么谁也不关心，反正每天至少两小时不到九点散不了伙。其实所谓政治学习根本就没什么正经事，主要是领导没话找话地重复上面的什么重要精神，再就是紧跟政治形势念文件念报纸，实在找不出什么名堂就念《毛选》。对领导和工人来说这都是件很煎熬甚至很折磨的事。

    开这种无聊的会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年以后似乎领悟了其中的妙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填满空余的时间，以这种反复宣讲、反复灌输的形式来箍住人们的头脑，使人湮灭属于自己的梦想、渴望、质疑，从而使人处于一种思想麻木状态，别思考，别探索，别怀疑，心无旁骛老老实实地充当好自己的角色。

    在那无数漫长的夜晚中，却也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中央文件。在那个没有色彩、没有书籍、没有快乐的年代，能有一次机会窥探高层勾心斗角的隐秘也是一种娱乐。因此我们都是带着几分急迫、兴奋、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情来开会的。会场很静，大家从来没有这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然而当我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心情渐渐紧张起来，尤其是听到“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层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时，只觉得他把长久以来心有所感却又混沌不清的朦胧感觉一刀戳破，用足以惹来杀身大祸的语言将心中深藏的隐秘赤裸裸、血淋淋地掀开，真实得让人惊恐震悚，难以自已，字字句句犹如串串霹雳在头上炸响，心脏一下一下雷鸣般凶猛地撞击着胸膛，眼帘下垂不敢抬头以免和人目光相接，咬紧牙关屏住气息生怕喊出声来泄露出心中的秘密……

    光焰熄灭，圣殿坍塌，神灵崩溃，天地沉沦，从此眼中的世界开始改变颜色。此后的政治学习渐渐懈怠，慢慢流于无形。

    躁  动

    那个年代不讲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追求，每个人都要服从领导安排，老老实实当好革命螺丝钉，不能向组织讲条件。我们都是些被革命同化了的工具。其实在充当工具的年代人可以活得很轻松，大家都混在一起，没有目标，没有追求，不用奋斗，不用竞争，干活、睡觉、吃饭、开会，喝酒，吹牛，下棋，打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即是一生，一生即是一天。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消磨生命的全部活力，不甘寂寞的精灵总是溢出生活的躯壳肆意冲撞，时时给人带来几分莫名的躁动和不安。直到有一天在学校教书的知青大张揣来一本写得满满的稿纸，说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使我和用蓬顿觉眼前突然开了一扇窗，从浑浑噩噩的荒废之中猛醒过来，于是也拿起了笔。

    对于只写过几篇中学作文的我们来说，写小说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那是前辈作家都被悉数打倒文化领域一片荒漠的年代，这就给我们平添了勇气。大家都是刚冒出地皮儿的小草，能不能成气候还不一定呢，谁怕谁呀？然而真的拿起笔来就体会出事情的不简单，怎么写？写什么呢？一张白纸的我们经过一通恶补很快就大体明白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表现重大题材”，要“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要“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多侧面多角度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然后又研读了“文革”后出版的《解放军文艺》《山东文艺》，里面的作品虽然都符合钦定创作原则却粗糙生涩，情节雷同，无法卒读。后来作家阿城在他的小说《孩子王》中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类作品的创作公式：“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

    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说明写作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的作品能否发表，看过刊物上印成铅字的那些作品，我们对自己当然充满了信心。于是两人合作很快弄出了一个短篇，寄出之后就是急切地等待。几个月过去等来一封退稿信，可以想象出，这类大同小异的稿件在编辑办公桌上不知堆积了有多少。我们很失望，却也明白了自己的分量，明白了这条路的漫长，我们的希望在于可以凭借自己的年轻去坚持，凭借不懈努力去摸索、积累和提高。

    鲁迅先生说：“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此后几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处于写不出却要硬写的状态。一到晚上就陷入苦思冥想，要想在狭窄公式的文字里能脱颖而出，就得有独出心裁的故事、曲折动人的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要有铺垫有反衬有高潮有文采，总之得处处花样翻新……然而笔下的世界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人事似乎精彩却又平淡，万物任你挥洒却又无话可说，只觉思路枯竭，文笔艰涩，日夜耕耘，一片空白，只有废稿片片如大雪纷扬，铺满来路。汪曾祺先生在参加样板戏创作时曾对这种脱离生活无中生有的杜撰编造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却天真地以为这是自己功夫不到而难成正果，于是仍然在无望的跋涉中坚持。记得当时在一本什么书里看到契科夫谈到写作时的一句话：“大狗小狗都得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便自我解嘲道：“我们暂且当一条还没有叫出声的狗吧。”

    那几年知青小姜引荐我们到他老爸负责的一个图书馆借书看，于是在那备受自己煎熬的日子里，使我们得以沉下心来集中读了一批经典。狄更斯的温情、巴尔扎克的冷峻、杰克·伦敦的原始粗犷、小仲马的凄婉缠绵、德莱塞的理性批判、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人生旋律，冉阿让为什么会幡然悔悟？沙威何以能立地成佛？聂赫留道夫怎么会良心发现……在心游浩瀚世界领略七彩阳光的同时，也积累了无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斗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疑问。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多少明白了一点，以我们当时的社会历史知识和一脑子主流政治理论，根本不可能完全读懂这些艺术瑰宝。在那令人沉醉的阅读之余也常常在日记中记下心中的感悟与波澜，每当这时却能意外地觉出思路像一条清澈的小溪行止自如，文笔犹如清风自然流畅，一篇写毕像哼唱了一首歌，欣赏了一幅画，走过了一道风景，有说不出的愉悦畅快。这时突然体会到了面向自己真诚感受和心灵震颤时的运笔是一种何等的享受。

    演员王学圻在参加电影《梅兰芳》拍摄时，曾专门拜一位老先生为师学习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段唱腔表演。第一次上课之后回去反复练习了一个星期，感觉非常不错，第二次上课前便颇为自负地表演给老先生看，谁知没等唱完老先生就急忙拦住他：“别练了，千万别练了。”

    他很茫然：“怎么了？”

    “再练下去我就给你扳不回来了。”全错了。

    “文革”结束以后最先焕发出生机的是文艺界，无数好作品海浪般一波一波涌来，使人终于领悟了那些“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原则”纯粹扯淡，它让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歪了，已经扳不回来了。从此我们再没写成小说。

    和 平

    大概是一九七三年吧，和平被分配到距离石英厂约有二十里的纸坊小学教书，那一年他只有十八岁。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记不清了。那时候能够在一起交流心声的人不容易找，属于一个林子里的鸟总会相逢的，所以具体过程显得并不重要。

    第一次见面是他下课之后步行跑到石英厂来找的我们。因为集体宿舍说话不方便，吃过饭三人就来到厂外一个小水库边。印象里的和平外表沉静语言内敛，话到兴奋时亦不见张扬，只有月光下的一对眼睛格外明亮，显得比他的年龄要成熟很多。话题主要是读过的书。那是文化贫乏的年代，是除了《毛选》见不到其它书籍的年代，知青们之间谁要是找到一本好书，就得挨着个轮流看，“辗转一卷来何易？灯下夜夜换新人。”我们自以为读过的书不少，但和平毫不逊色，国外到国内，古代到现代，作家到作品，小说到诗歌……思绪如云恣意漫卷，言辞似水漫漫涣涣，忽而叙述，忽而议论，忽而背诵；思维跳荡，言语奔泻，跳珠溅玉，满口余香；有时三人突然都住了口，便不约而同默默享受着夜色中无边的寂静。那是漫漫寂寞长途中一次酣畅淋漓的精神会餐，过瘾。临回宿舍之前和平唱了一首三十年代聂耳的电影歌曲：哥哥，你别忘记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红色的槟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也会写出这么缠绵的作品。

    以后相晤日多话题也渐渐宽泛，慢慢知道和平周围也有几个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小兄弟常凑在一起读书、讨论，“往来常相聚，把酒论诗文”。因为见不到书，所以那时候读书没有选择，只能找到什么读什么，直到今天仍难以想像的是这几个弱冠少年竟然在读马列的原著。除了读过当时大量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之外，和平还提醒他的书友们：“《反杜林论》很重要，应该认真读一读。”而我是在十年以后才了解了恩格斯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也才明白他们当时是在有意识地、系统地武装着自己。

    那时我和用蓬得了几本大概是六三年的《诗刊》，从中认识了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程光锐、张万舒、刘征、沙白、雁翼……很为他们激情四溢的诗句所陶醉。其中发现了泰安林校乔立华的两首新民歌，清新质朴饶有情趣，那是头一次在大刊物上见到泰安人的作品，不禁生出几分仰慕，后来听说这位乔老师因为写诗在“文革”中倒了霉，没能熬到出头之日。和平很喜欢诗，有时候也写一点，那几本《诗刊》就是他带给我们的也说不定。他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激情豪壮的新诗，一落笔就是平实、自然、流畅的旧体。我们最后一次在角峪见面时，他说因胃病严重已经戒了酒，并信口吟出“浓茶原是常相扰，淡酒从今又少尝”的诗句。那一幕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此后他确实很长时间没有酒喝了。

    炊事员王某是纸坊村人，早晨上班时带来一条新闻：他儿子的老师被公安抓走了。我和用蓬眼前立刻蹦出两个字：和平！真是和平。消息陆续传来：抓捕时先喝令站好，验明无误后便一脚跺倒，上铐带走…反革命集团罪，组织了一个什么党…另有同伙一人在泰安同时被捕……我和用蓬将信将疑，仔细回忆着我们交往的情景、说过的话，觉得他们能干什么？又干得了什么？读点书而已。但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是深挖细找阶级敌人的年代，落到专政机关手里最终会办成什么样子，弄成什么结局，谁也不知道。本来我和用蓬整天找书看、写稿子、发议论就属于脱离群众的异类，现在更成了众人瞩目的危险人物，开会时领导语带机锋地敲打：“阶级敌人的黑手也伸到我们厂里来了嘛！”我们无理可讲无话可说，心情很坏很紧张，只能在无言的沉默中忐忑着、煎熬着、等待着……

    那个年代的现实是，一个人只要进过监狱，不管什么原因，就要终生戴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比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还要等而下之，没有单位收留，找不到象样的工作，成为永远沦入社会底层的贱民。所以听到和平被判八年的消息后，我们的愤懑悲怆之情难以自已。无奈之中又生出一点幻想：政治犯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也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危害，遭遇应该比刑事犯要好一点吧 ？

    四年以后和平恢复名誉平反出狱，被安排在泰安的学校继续教书。重逢之后的和平依然沉静内敛，没有想象中的狂喜。交谈中我们知道了政治犯和刑事犯在里面没什么两样；知道了里面总是吃市面上最便宜的大路菜，所以每逢菜蔬换季的头几顿吃得很香；知道犯了监规要蹲小号，单独关押不让上工——不上工不干活多好啊——“可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我被关了七天，出来时比后来平反释放的感觉还要高兴。”当我们提起四年前一起读书、写诗、喝酒、神侃的往事时，和平只是淡淡地说：“你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使人猛然意识到，当我们继续着原来的轨迹循序运行时，他昨天的一切都已经被命运扯断、丢弃。虽然同是四年时间，但在他的这段生命里却流溢出过量的苦难，只能被迫在无望的黑暗中艰难跋涉，承受着我们无法体验的摧残。沉静内敛的外表下已不是原来那个和平了。

不久和平辞掉学校的工作去开创自己的生活。他还记得那些曾经的诗句吗？那是一九七八年，所有的命运都在开始改变。

                                                          2008.12

    2008年国庆期间，陈傲寒携我夫妇二人赴北疆度假，先后游览乌鲁木齐、准格尔、布尔津、阿尔泰山、石河子、吐鲁番、天山等地，共历时九天。

遥远的感受

    从泰安到乌鲁木齐坐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九十年代初曾去过一趟兰州，感觉非常遥远，而这次到兰州才走了全程的一半。列车进入著名的河西走廊依次驶过武威、金昌、张掖……车窗外灰云低垂，细雨如丝，企望中的祁连山、嘉峪关都被雨雾遮蔽了。地里的庄稼变得时断时续，越来越少，渐渐没有了人烟，没有了绿色，无垠的黑色荒漠之中间或闪过壁立的砂石崖头，时而可见一簇簇低矮的草丛、一条条泥泞的小路在细雨中闪着冷冷的光。昨天还身处人声喧嚣、山苍谷翠的中原，现在就置身于旷古荒凉的不毛之地，使人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凄怆之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代朝廷把这里作为被贬官员的流放之地。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吧，作为前朝留用人员在铁道部供职的一舅以干部劳动锻炼为名下放到山东一年后被正式调往甘肃武威。我那时太小了，只知道兰州很远很远，从北京坐火车要四天四夜；再就是一舅每次探亲假都带着乐呵呵的笑脸扛着大包的甜菜，给饥饿的全家带来意外的惊喜。而现在当列车驶过这条著名的走廊时，我好像体会到了一点当年远离京城、远离家人的一舅深藏于心底而无法为外人道的失意、孤独和凄凉。

五彩湾·魔鬼城

    一位阿勒泰退休教师告诉我们，新疆的地形犹如“疆”字的右半边，上面一横代表最北边的阿尔泰山，下面的“田”就像准格尔盆地，中间一横代表天山，再下面的“田”就像塔里木盆地，最底下一横则代表昆仑山，简称三山两盆。因为新疆面积太大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次只能在北疆游览。九月二十八号一早从乌鲁木齐出发，沿着准格尔盆地东侧的216国道向北疾驰。清晨的阳光涂抹在天山北麓绵延的山峦之间，群山如铁，威严沉静，唯有博格达雪峰在阳光下闪动着银色的光芒，显得庄严而神秘。天山渐渐远去，汽车已经行驶在莽莽的戈壁滩上，道路两旁宽阔平坦，无边无垠，在内地轻易见不到的地平线无遮无拦地展现在远方，好像以我们为圆心画了一个与天相连的大园。戈壁滩上时而可见一蓬蓬零星生长的红柳、芨芨草、骆驼刺、胡杨及徜徉漫步的骆驼、奔跑出没的野马……无边穹庐下裸露着漫漫沙丘、石砾，灰黑色的戈壁滩上点缀着一处处暗红、灰白、棕黄和赭石，虽然没有风沙没有尘暴，却也没有树木没有河流没有生命的绿色，使人感到阔大、干涸、荒凉。这就是绵延千里的准格尔盆地最常见的景象，然而荒凉之中也自有其独特的风景，像五彩湾和魔鬼城就令人难忘。

    五彩湾与魔鬼城都属雅丹地貌，都是砂岩砺石经几千年流水侵蚀或风力雕琢形成的地质景观，所不同的是五彩湾犹如一片彩色的波涛而魔鬼城则更像一座诡异的城堡。五彩湾远离公路隐藏在戈壁深处，车辆驶近景点也只能看到几座互不相连而又形态各异的小峰丘，它们的特异之处在于自峰顶以下的颜色变幻，一层赭红、一层灰白、一层暗绿、一层青灰、一层橙黄……层层不同，色彩各异。而当你登上一座小丘，站在突兀的岩石上放眼望去，眼前立刻呈现出一片由无数彩色山丘绵延而成的斑斓波涛，它们彼此偎依，相互推挤，层层叠叠，一波一波地涌向天边，在阳光的辉映下层层色彩闪烁着令人目迷神移的奇异光影，有如一幅铺展于天地间的现代派杰作。茫茫荒漠之中何来这片芳卉精华？远古的岩浆遗迹？风化剥蚀？流水冲刷？煤层自燃？没有解释。没有答案。只有一片缤纷异彩在阳光下闪烁。

    从布尔津出发沿准格尔盆地西侧南行，临近克拉玛依时远远地可以看到前方似有一片土黄色的楼台轮廓，那就是魔鬼城了。驱车深入其间，犹如进入一座颓废的古城，千百万年的风雨剥蚀，切割冲刷，使裸露的岩层间沟壑纵横，形似城堡的巨大岩丘纷纷拔地而起，参差错落，掩映迷离，俨然一片天然的“建筑群”。漫步穿行其间，如蝼蚁迈入森林，顿觉自己渺小了许多。仰观前后，众多硕大沉静的躯体内好像潜伏着不动声色的巨大能量，一座座或深沉肃穆或张牙舞爪或百孔千疮或阴森可怖，千姿百态，形神各异。当它们在这没有生命痕迹的旷古荒野上无边无岸地绵延出去时，便使人感到莫名的萧索与神秘。夕阳隔着云层向地平线缓缓下坠，橘红色的光影天幕从城堡上空无声降落，魔鬼之城在逆光的暗影中似乎透射出了几分诡异和狰狞……

阿尔泰山

    驶过千里准格尔便临近了海拔4300多米的阿尔泰山，快到边陲小城布尔津时沿路忽然出现了高大茂密的树行，枝杈交错，推挤簇拥，好像一道绿色的长城，林木缝隙时而闪过亮亮的水色，忽然意识到这是额尔齐斯河了。当你穿过高高的河堤和茂密的白杨红柳，看到宽阔的额尔齐斯河突然呈现在面前时，几乎有几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整一天的狂奔，看不到植被看不到绿色看不到河流，现在好像突然走到了千里戈壁的尽头。这条发源于阿尔泰山最后经俄罗斯流入北冰洋的著名河流在两岸树林的簇拥下异常宽阔、异常平静。西斜的阳光披洒在静静的河面上，给幽静的水面和簇簇树丛倒影镀上一层橙黄，河水舒缓得看不出流动，似有缕缕气息轻轻袅袅地飘荡其间，时隐时现又悄然弥散在树林里。虽然距离阿尔泰山还很远，但是它那积雪的山峰已经在滋润着这里美丽的风光了。

    阿尔泰山并不险峻，随着盘山公路缠绕前行，铁灰色的山岩筋骨逐渐被大片大片的云杉、白桦、塔松、杨树覆盖，清晨灿烂的秋阳下一片金黄、一片翠绿、一片橙红……异彩纷呈、斑斓绚丽的秋色依着山势波浪般起伏着向天边逶迤延伸。大山怀抱中禾木村图瓦族牧民的木制房屋小院里飘荡着烤羊的香味，村间泥泞的小路上不时有三三两两载着游客的村民策马驰向村外，清澈的布尔津河从村边粗壮的杨树林里哗哗流过，金黄的树叶在无风的阳光里纷纷飘落，铺满河岸铺满树林随着河水自在飘零，那几乎铺满世界的黄叶不枯萎不憔悴，依然润泽充盈、丰厚饱满，质感凝重，给人一种充实之感。懒散在斑驳的树影黄叶之中，望着木桥下纵马饮水的驭手，脑海里忽然闪过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树墩和篝火，油画《白桦树》《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意外归来》，依稀想起托尔斯泰的庄园、肖洛霍夫的顿河骑手和保尔·柯察金、冬妮娅初恋的那条小河……

    群山深处喀纳斯的夜晚是静谧的，浓浓的夜色包围着小木屋，炉膛里燃烧的木柴呼呼作响，屋里跳动着几抹橙红色的光晕。走出木屋，只觉山间寒气沁人心脾，顿觉精神一爽，满天星群银亮亮地闪成一片，密密的银河好像就顶在头上，往日远在北天的三大星座悬在眼前，好像还在缓缓旋转。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夜很悠远。清晨的喀纳斯群山环抱，湖水幽深，岛岸曲折，林木参差，浓酽的晨雾囤积在山坳里，随着潮湿的雾霭缓缓流出，拂过绿草如茵的牧场和满山金黄的白桦林，升腾翻转而去。绿色的喀纳斯河伴随我们一路前行依次走过喀纳斯湖、鸭泽湖、神仙湾、卧龙湾，河水绿得发蓝，绿得幽深，绿得像用油彩画在这万山丛中。连绵起伏的群山随河远去，化为依稀隐约的雪峰，将自己的粗旷悠远与河水的缠绵娟秀融为一体。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西约１３公里的亚尔乡，据说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车师前国”的都城，西汉军队曾在此屯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后废弃于战乱之中，由于吐鲁番干旱少雨，使故城保存得非常完整。唐代诗人李颀《古从军行》中“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中的“交河”即在城下，河水到此分流，绕城而行，因而得名。遗址外观并不起眼，沿着一条还算宽阔的黄尘古道缓步向上攀登，渐渐走进一条黄土沟壑，两边矗立着十几米高的黄土崖岸，慢慢登上崖岸眼前便呈现出一片黄土城郭的废墟。这时才发现脚下土路应该是故城的中心大道，大道尽头为昔日佛寺，虽已破败仍可看出当年的宏伟；道路两边小巷如织，土墙颓败，交错纵横，房舍比比皆以黄土建成，或掏掘出门窗，或夯砌成墙壁。据说当初营建时分为官衙、军营、作坊、民房等不同区域，如今经千百年的风雨剥蚀早已看不出相互之间的区别，只见房顶塌陷，梁檩全无，残破不堪，唯有一片相互牵连的残垣断壁在展现着时光的痕迹和历史的沧桑。整座故城建于高台土岗之上，从城边崖壁下望，崖高足有三十多米，交河从崖下绕城而过，形成两条葱郁的林带，而故城里面却到处可见黄尘暴土，废井枯池。这里没有水，没有树，也没有“城春草木深”那种充满生机的荒凉，更没有再现“原貌”的殿堂和托名仿建的“古迹”，正是这片一无所有的废墟使人感受到了远古的雄关大漠，白刃铁骑，高堂骨肉，鸿雁传书……

    画家陈丹青在《退步集·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中写到：“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为写杨贵妃的长篇小说，由孙伏园先生陪着，专程去到西安，结果默然归来，从此放弃了长篇计划。他说，古都西安，连天空都没有一点唐朝的气息。”然而北疆的准格尔和吐鲁番却以拒绝绿色拒绝生命为铠甲避免了人类入侵，守住了自己的天空，使我们感受到了张骞、班超的西域和左宗棠、林则徐的新疆。

                                                          2008.11